庞勋等人得知此事，自然不肯自投罗网，转而泛舟东下，由浙西渡过长江，进入了淮南地区。徐泗观察使崔彦得知庞勋带兵回到了淮南，决定出兵进行武装镇压。而此时的庞勋一路上招兵买马，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自此，一场由桂林戍卒兵变转变而来的两淮农民起义正式爆发。
由于此时的唐朝政府已经是腐朽不堪了，大批生活无着的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庞勋声势迅速壮大，于十月十七日攻陷了徐州，活捉了主将崔彦及其大批部将。唐朝政府这才感到事情重大，连忙调集大批军队赶来围剿。但此时为时已晚，庞勋已经成了气候，虽说唐朝政府全力以赴，但直到咸通十年十月，才将这场起义完全扑灭。
这场由庞勋领导的两淮农民起义立时一年半，虽说最后是以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终。但给唐朝政府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一方面，起义发生在唐朝统治的腹心之地，双方交战人数达到数十万之多，给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正所谓“徐寇虽殄，河南几空。”另一方面，虽然庞勋本人力战而死，但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未被全部消灭，而是逃散到各地，不久就又成了其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农民起义的主力军。
转眼到了咸通十四年，天下毫无一丝地平静。七月，懿宗死，僖宗继位。是岁，关东大旱，赤地千里，饿殍盈野，百姓流离失所。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南诏进犯西川黎州，党项、回纥（he音盒）进攻天德军，唐王朝内忧外困，焦头烂额。
按说天下大乱，正是英雄展翅之时，但此时身在曹州的黄巢，却依然在等待中观望。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最有利于他的机会。果然，没用多久，这个机会来了，濮州（今河南范县）人王仙芝反了。
日期：2008-7-2813:24:43
（5）
王仙芝和黄巢一样，都是以专业从事贩卖私盐活动为生。从事这项职业的人，都有以下几个特点，凶狠、狡猾、残暴、头脑灵活、反应速度快，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且在长期的职业活动中积累出与政府武装斗争周旋的丰富经验。也正因如此，晚唐时期，这一行业中风起云涌，从最先发动起义的王仙芝、黄巢，到后来靠镇压黄巢起家的王建（前蜀政权建立者）、钱镠（liu音留，吴越政权建立者）、朱瑄（濮州刺史，晚唐著名藩镇）等人，可谓是人才辈出。但是，由于这些人不是赤贫的农民，从某些方面上来说，还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的局限性相比于普通的农民起义还要多一点，多的这一点以后再说。
唐僖宗乾符元年底（公元874年），王仙芝与手下尚让、尚君长等人在濮州长垣县拉起一支三千人的对伍，并于次年正月初三发布了一道檄文，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正式起兵反唐。打着‘平均’旗号的起义，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个提法很在当时来说很新颖，也很有吸引力。其后几个月，王仙芝转战于山东、河南一带，攻城拔县，连下重镇，升势迅速壮大，与此同时，黄巢也于曹州冤句聚集数千人，积极响应，“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这两个人合到一处，声势浩大，四海为之震惊。受此影响，河南、山东、浙西等地受压迫的穷苦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形成了“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的局面。大唐王朝内，可以说是八方起火，四处冒烟，全天下都知道了，惟独一个人还蒙在鼓里，这个人就是唐僖宗。
原来王仙芝在起兵之时，发表了一道檄文，檄文中抨击朝廷“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这明显是在抨击执政者无能。当时掌权的宰相卢携看完了比较脸红，不好意思跟唐僖宗汇报。僖宗当年只有十四岁，整天忙着斗鸡赌狗，也顾不上这点小事情。朝中大权都掌握在大宦官田令孜手里。卢携本来就是田令孜的人，田令孜不可能不罩着他点，再说那时候天下比较乱，闹事的人也比较多，田令孜也就没太当回事，所以直到乾符二年的十一月，唐朝政府对草军的军事镇压还只停留在地方层面。这也给了草军将近一年的时间来得以做大，这段时间对王仙芝、黄巢来说，是极为宝贵的，而对唐王朝来说，却是极其致命的。
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唐朝末期实行的两税法，从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民生疾苦，也就是为什么在短时间内会有那么多的穷苦百姓踊跃从军，使草军迅速壮大。两税法是唐德宗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推行的的一项税制改革，用以替代以往的租庸调制。两税是指户税和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除此以外，不再向农民征收任何的杂税。从表面上看，两税法不象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根据财产田地的多少征税，那么看起来应该是田地多的，财产多的就要多交税，田地少的没钱的就少交税。也就是有钱人多交税，没钱的就少交，这不是很好吗？按理来说确实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第一，唐朝政府征税是以州为单位，而在制定税额时没有考虑到农民的承受能力，而是按照改革前大历年间征税最高的那一年为定额，给各州下达的指标，这样一来，税额较高，百姓很难完成。而且各州赋税不统一，有轻有重，显失公允。第二，钱贵物轻，百姓受苦。晚唐时期，铜钱在流通领域中越来越少，民间有人私自将铜钱融化铸成铜器，可获五倍的利润。这就造成铜钱大幅度升值。但官府征税的时候收的是铜钱，农民只有将货物低价卖出换成铜钱，交给政府，在这其中，损失惨重。第三，两税法征税不管灾年丰年，税额不变。封建社会天灾人祸时有发生，穷苦农民抗风险能力弱，好年景还好些，一旦遇见灾年，颗粒无收，但税额却不变，百姓没有办法，只有破产完税。若是连破产都无力完税，只有靠背井离乡，来逃避税款了。第四，摊逃成风，逼人出走。按两税法制，每州、县、乡完税额应是一个常数，这个数额是不能变的，如果一家出走，这一家的税额就要落在邻里税户上。比方说一乡十户人家，共收十贯，每户需交一贯钱。如是跑了一家，这家的税款就要由其余九家均摊，这还好些。但若是赶上荒年，跑了五家，剩下的每家就需交纳两贯，税额翻倍。若是跑了九家，剩下的那户就要交足十贯，这样一来想不跑都不行了。第五，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唐朝政府表面上明令宣布“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懿宗、僖宗这般穷奢极欲，钱从哪来？不全是取自于民脂民膏嘛！所谓上行下效，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下层官吏欺榨起百姓来就更加的肆无忌惮。晚唐时，除两税之外，各种税赋多如牛毛，有盐税、铁税、牛税、马税、桑税、蚕税、鱼税、鸡税——等等等等，不可胜数。江南某地更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新税——双黄蛋税，也就是鸡要是生出了双黄蛋都要交税，这可叫老百姓如何生活？
中国的老百姓，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管理的，只要有口饭吃，就不会去闹事。可是到了懿宗、僖宗年间，却是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关东、河南大水。同年，关东又大旱。乾符元年（874年）庞勋余党在徐州起事，南诏、回纥、党项又纷纷侵扰边境。乾符二年（875年），也就是黄巢起事这一年，关东河南又是大旱，大旱之后又闹蝗灾。本来一个国家遇到了这样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执政者如果稍微有点头脑也应该想到民生艰难，百姓疾苦，多少也应该稍微的作养一下了。可是再看一下晚唐的政府又是如何爱惜百姓的？咸通十四年的懿宗，正在一味的佞佛，倾举国之力恭迎佛骨，把国库花了个底朝天，也不肯拿出一分一毫施舍百姓。结果他当年就两腿一蹬，死了个干净。僖宗上台后，有朝臣上奏要求减免灾区赋税，僖宗倒是也批了，但批是批了，却不过是一纸空文，有关部门拒不执行，僖宗本身就是个花钱的主儿，真要收不上税他花什么？所以稀里糊涂的就不了了之了。只苦了那些穷苦的百姓，因庄稼绝收，赋税又不肯减免，只好跑出去逃荒逃税，成了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