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终结十六国（8）未结局的结局（上）
攻下统万城后，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还在长安与奚斤相持的赫连定听说统万城陷落，也退兵逃往了上邽。奚斤遂乘势进据安定，赫连昌来攻，兵败被擒。赫连定逃往平凉（今甘肃平凉市华亭县西），自称为帝，便是胡夏的末代国君。
为避免亡国灭种，赫连定的政策是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结盟，双方约定共攻北魏，灭魏之后恒山以东划给刘宋，恒山以西则属夏（基本上是以太行山为界），至不济也弄个鼎足三分之势。可惜他赫连定不是刘皇叔，三年后宋文帝发动第一次元嘉北伐，赫连定趁机寇掠魏境，面对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形势，拓跋焘决定东守西攻，御驾亲征赫连定，于430年底攻克平凉、安定，赫连定狼狈逃往上邽。与此同时，北魏河北镇将利用冬季黄河封冻的机会发动反击，刘宋守将到彦之、王仲德等奔败而回，不用等拓跋焘亲自出手，第一次元嘉北伐就以草草失败而告终。
搞笑的是，虽然赫连定衰到了只剩下一个城池、一两万人，但旁边还有比他更衰的。自从前秦末年就盘踞陇西四十多年的乞伏鲜卑政权——西秦，由于内有饥荒叛乱外有北凉侵逼，至此也走到了穷途末路。早就向北魏表示臣服的乞伏暮末（这名字咋起的，又是暮年又是末日，不亡国才怪！）向拓跋焘上表，请求举国内迁。拓跋焘说行，还把安定以西平凉以东的二百里土地划给了他。乞伏暮末把城池房子都烧了，带着老婆孩子走到半路，却被赫连定拦住过不去，无奈只好退守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到了431年春天，城中大饥，人相食。赫连定派了一万人来打，乞伏暮末舆榇出降。赫连定在被别人灭掉之前，居然先过了一把灭亡他国的瘾。
仅仅半年之后，迫于北魏的压力，赫连定想继续向西方寻求安身之处，就挟持西秦百姓十余万口西渡黄河，准备抢夺北凉的地盘。哪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以青海为根据地的另一个游牧民族吐谷浑半路杀出，趁其半渡之时从旁截击，生擒赫连定。最后的匈奴政权胡夏就这样窝窝囊囊地亡了国。
至此，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如果不算游牧边荒的吐谷浑和柔然，则只剩下了北魏、北燕、北凉这三个国家。北燕和北凉皆僻居边地，国穷民少，中原大乱之时他们尚可割据一方以自保，现今北魏士马雄强，拓跋焘勇武盖世，这两个小国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之相抗的。436年，北魏灭燕，三年后灭凉。经过五十多年的分裂状态，中国北方复又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形成了与南方刘宋政权两相对峙的局面，历史上称之为南北朝。
自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起兵于离石，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统北方，这一百三十多年里，除了极少数的清平年月，大部分时间里北方地区——尤其是以洛阳、长安为核心的中原地区——都处在刀兵四起狼烟遍地的动乱、战争状态。包括汉族、匈奴、鲜卑、羯胡、氐人、羌人在内的各族英豪纷纷登台，以如山的尸骨如海的鲜血为筹码，以皇冠权杖项上人头合族性命为赌注，以神州大地万里河山为赌场，展开了一轮欲望与权力交织、阴谋与阳谋纵横、华夏与夷狄竞进的旷古豪赌；一个个国家建立又倒掉，一位位帝王登极又垮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曾经的王图霸业，转眼间如灰飞烟灭，不尽的恩怨情仇，只余下些雪泥鸿爪；到头来，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毕其一生所建立的显赫功业，却大多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最终，一个来自大草原深处的、当时人眼中最为野蛮、最为落后的鲜卑部族——拓跋部乘时崛起，凭借他们的弓马铁蹄削平群雄统一北方。个中缘由，除了他们较晚加入赌局得以“后发制人”之外，拓跋鲜卑建立了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才是关键。这其中既包括本书中曾提到的子贵母死、太子监国制度，也包括未及提到的宗主督护制、从拓跋珪时期便开始实行的各种汉化制度、乃至后来孝文帝改革时期的三长制、均田制等等。正是在这些制度的保驾护航之下，拓跋鲜卑的统治核心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活力，从而一边完成自身的封建化，一边仍有余力持续对外扩张。
毋庸置疑，不论从哪个角度而言，五胡十六国都是中国历史上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的一段倒退时期——如果历史可以用“进步”与“倒退”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英雄豪杰们荡气回肠的故事背后，却隐藏着无数小老百姓的痛苦与血泪，每一次的江山易手政权更迭，总要出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然而我们又似乎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过错归咎于本书中那些主人公们，因为他们自己也只不过是滔滔洪流中的一滴水、滚滚红尘中的一粒沙罢了。汉晋以来悬而未解的诸多边疆民族问题，像一根根堆积起来的枯枝干柴，到了晋末八王之乱后，终于引发了链式反应，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把整个中原灼烧成了特大号的高温熔炉。五胡英豪们竞逐天下霸权的同时，也身不由己地投入其中熔化其内，到拓跋焘平定北方之时，这熔炉内的铁水早就混杂了数不清的民族成分，只是尚未成固定之形而已。
虽然拓跋鲜卑最终将这些不同的民族成分包容其中，但要想将其完全消化却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更何况拓跋部自身的转型也远未完成。套用唐德刚先生的著名譬喻，北魏这条大船正在穿越狭窄凶险的“历史三峡”，而包容其中的匈奴、羯胡、氐族、羌族甚至其治下的汉族都只不过是船上的乘客罢了。这趟旅程之所以凶险艰难，是因为作为一个曾经最为野蛮最为落后的游牧部族，拓跋鲜卑每向汉化和封建化的方向前进一步，就意味着对过去自我的一次解剖和否定，也就必然会带来血肉剥离灵魂撕裂的痛苦。拓跋珪时期的部落战争和他制定的残忍的子贵母死制度，便是这剥离、撕裂的一个典型。直到后世经过孝文帝时期的汉化改革以及北魏末年的六镇大起义，这转型才算完成了大半，而最终彻底驶出三峡则更是降及隋唐之世了。
在本书的叙述即将结束之际，有必要再对两位主人公的最后命运做一下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