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邺中风云（1）石勒的功过是非
在329年灭掉前赵后，石勒正式称帝。凉州的张骏也遣使称藩。因此，自从西晋末年天下分崩离析后，石勒终于再次统一了北方。
如此功业，竟由一个当过奴隶、大字不识的羯族人完成，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迹。
而奇迹的创造者石勒，也对自己的千秋功业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一次招待藩国使者的宴会上，喝酒喝得兴起的石勒问徐光：“朕能和自古以来哪一位开国君主相比？”
蹲过大狱的徐光此时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棱角，他拍马屁道，陛下您的雄才大略比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都强！也就比轩辕黄帝差那么一丁点儿！
石勒笑了，这马屁拍得实在太响，连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就说：“人都有自知之明，爱卿言之太过啦！朕要是遇上刘邦，肯定会北面而事之，跟韩信、彭越同列争先效命；要是遇上刘秀，就会跟他并驾齐驱竞逐中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大丈夫行事做人，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像曹操、司马懿父子那样，欺负人家孤儿寡妇，专以奸计夺取天下也。朕之功业，当在二刘之间，怎么敢比轩辕黄帝呢！”群臣听了，都拜倒山呼万岁。
石勒把自己定位在刘邦和刘秀之间，这究竟准确与否我们且不去管他。自古以来评价一个帝王，除了他建邦立国开疆拓土的“武功”，当然还有所谓的“文治”。而作为一个不懂儒家文化的文盲，石勒本人的文治如何，倒是我十分感兴趣的。
我感兴趣，读者未必感兴趣。所以我不打算多说，总结如下：
石勒遣使巡行州郡、劝课农桑。在他统治时期，北方饱经战乱摧残的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征收的每户绢两匹、租两斛的赋税，也比西晋时一夫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的赋税低很多。
在教育方面，石勒首创小学于襄国，向少数民族子弟普及文化知识；他自己则经常亲临大小学，监考学生们的学习情况，考高分者就赏以钱帛。
在法制方面，石勒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纠正大乱之后律令繁冗的弊病；
在选举方面，石勒恢复了西晋时的九品中正制，又令百官和州郡每年察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为弥补中正和察举的不足，还增加了考试的科目；
在人才方面，除了君子营之外，自从俘虏邵续之后，石勒就下令“自今克敌，获士人，毋得擅杀，必生致之。”
在纳谏方面……
好了，不要再说了！你说的这些没什么稀奇，石勒做的这些事，许多皇帝不是都做过吗？
是的，正因为此前许多汉族的皇帝都做过，羯族的石勒由此更向世人证明，少数民族不但能成为中原的皇帝，而且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好皇帝。
哥们儿，这评价太高了吧？石勒难道不是一个杀人如麻、滥用民力、带领胡人压迫汉人的残忍暴君吗？
我认为不是。
他的确杀了许多人。但历史上的哪一位开国皇帝不是踏着累累白骨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呢？重要的是，看他杀的是战争中的敌人，还是为了一己私欲而草菅人命。就石勒而言，史书上极少见到后者的记载。
那宁平城的屠杀是怎么回事？石勒不是还经常坑杀降卒吗？
是的，宁平城一役石勒确实杀死了很多非战斗人员。但这些人当初跟着司马越出洛阳就是为了讨伐石勒而来的，对他们的死负责的应是司马越，而不是石勒。至于坑杀降卒，这在古代战争中屡见不鲜，十六国时期几乎任何一个霸主都有坑卒的劣迹。在一个因军粮匮乏常常“士卒相食”的时代，坑杀不忠于己的降卒以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似乎也不难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而要说石勒滥用民力，我更不能承认。石勒不像后来的石虎，他很少大搞形象工程。唯一的一次就是他兴建了邺宫。然而彼时北方已经统一，小小的襄国越来越不适合作为帝国的首都。营建邺宫，用石勒自己的话说就是，“家有百匹之资的人，还想买房子置地，何况我有天下之富，是万乘之尊呢！”联想到现在我们身边的某些地方政府，把办公大楼修得跟白宫、鸟巢类似，而国家也为了面子问题，动辄斥资几十亿办什么×运会、世×会，你能说石勒修个邺宫算是十分过份吗？
最后一点，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点，石勒是带领胡人压迫汉人的民族沙文主义份子吗？
肯定这一命题的人最有力的证据，是石勒实行的所谓“胡汉分制”制度，即在地方行政上以汉官制管理汉族百姓，另设“大单于台”管理少数民族，在法治上也设专职人员处理胡人的司法事务。有人说这造成了民族隔阂、加剧了民族矛盾，在我看来这简直就像说一国两制造成了香港和大陆的隔阂、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一样荒谬。在一个胡人和汉人之间不论是经济生产方式还是风俗习惯都截然不同的社会里，胡汉分制不但不是压迫汉人，反而是最适合实际情况的基本国策。后世的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同样采用了类似的制度。
还有人说，石勒忌讳“胡”字，称胡人为国人，又实行严刑峻法，对不避讳“胡”字的人严加惩罚。
不错，石勒是忌讳别人说“胡”字，称胡人为国人。这是因为“胡”从来就是汉族人强加给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往往含有贬义。石勒忌讳别人在自己面前称“胡”，就像美国黑人忌讳你当面说“black”一样正常。至于说他对犯胡讳的人严加惩罚，让我们看一下这段原始史料：
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晋书石勒载记》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得知，石勒确实制订有严禁说“胡”的法令（石勒还专门将胡饼改名叫麻饼，胡豆改名叫国豆）。但这个守门的小吏犯了禁，石勒也没把他怎么样，反而跟他开起了玩笑。类似的情景见于参军樊坦一事：
樊坦是个清官，被石勒任命为地方长官，上任前来向石勒辞行。石勒一见他穿的破破烂烂，十分吃惊，说你怎么穷到这个地步啊！樊坦性子直，脱口而出说：“刚刚遇到羯贼抢劫，把我的钱都抢光了。”话刚一出口，他马上意识到犯了禁（既然讳胡，“羯”字应该也在忌讳之列，更何况是“羯贼”），一个劲在地上磕头。然而石勒却笑着说：“羯贼竟然这么暴横嘛！我来补偿你好啦。”樊坦叩头泣谢。石勒又说：“我制订的律法是防那些俗人的，你们这些老书生不在此列。”
如此可知，石勒讳胡就像矮子忌讳人家说短一样只是心理上的抵触反应，丝毫不能证明石勒由此仇恨汉人、压迫汉人。
然而若因此说石勒统治时期，胡人与汉人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和谐社会，这当然也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说法。
古代的任何一个政权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作为一个羯族人建立的国家，石勒的后赵政权里胡人居于统治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石勒吸收了许多汉族士人为他所用，但在这个国家里，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坐享其成的自然是以石氏为首的羯胡集团。正像当初西晋统治者同时压榨汉人和胡人一样，后赵的羯胡上层也在同时剥削着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即便是汉族的上层人士也不能避免，前面所引的樊坦就是一个例子。正因为如此，石勒才专门颁布法令，严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华族”。但羯胡对汉人的这种欺凌，与其说是民族压迫，不如说是阶级压迫（汗，又借用马哲那一套了！）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没有什么比肤色的不同、鼻梁的高矮、胡须的多少更加明显的了。所以，在石勒时期，胡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就像冰封的河面下那潜伏的暗流；而二十年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暗流是怎样随着群体性恐慌的蔓延演变成了具有极大破坏力的滔天巨浪。
啰啰嗦嗦这么多，并不是想替石勒翻案。我只是想说，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首先要理解他的时代。
而一旦做到了这点，你就会真正明白，石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