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这个帖子不是一部完整的左宗棠传记，笔者只是根据百余年来对于左宗棠的一些评论提出自己的质疑而已，许多内容都进行了简化，写到这里，已经算是结尾了。
前些时候，央视播出了杨增新的专辑，有专家称如果没有杨增新，今天的中国将不会拥有新疆，天涯上也有帖子称杨增新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爱国者。
任何为中国国家版图做过贡献的人，都值得后世的景仰和纪念，杨增新当然不能例外。但是杨增新的故事却不仅不能降低对于左宗棠的评价，反而只能使之增色。因为杨增新经历的事实证明，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期间的预言是非常正确的，即使到中俄两个邻国都相继“共和”之后，人家也没忘了惦记我们的北方领土，如果没有当年那场新疆之役，后来究竟会发生些什么，恐怕既不难设想，又不堪设想。
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讲话：“奇怪的是收复新疆这样大的功劳，为什么在50年代、60年代不被充分承认，甚至不予承认？是什么东西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视而不见呢？政治气候的影响是一个原因。那时，我们跟苏联关系很好，‘一面倒’的政治因素影响到历史研究，不说和少说沙俄的对华侵略。”“学术和政治是互有联系的，历史和现实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两者不能画等号。科学研究的任务是追求真理，离开真实性，历史科学就会枯萎死亡。不能为着眼前的需要而牺牲真实性。中国的历史学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即‘秉笔直书’，要提倡秉笔直书的史德，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让历史科学屈从于眼前的需要，历史学家要有清醒的头脑，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有无愧于历史学家称号的史德。”
最近看到了由白至德编的丛书“白寿彝讲历史”中的明清卷。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在这本书中，出现了相当大的空白，从林则徐直接跳跃到了光绪，删除了咸丰、同治。众所周知，白寿彝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更是国内最著名的回族史和伊斯兰史专家，毫无疑问，同治年间的历史，应该是他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然而，这部分内容竟然被完整地删除了，没有一字述及。
另外，关于整个新疆之役，书中只附在李鸿章专题内做了这样的叙述：“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悍然出兵占领新疆伊犁，李鸿章也一样表现得十分怯弱。俄国军队占领伊犁后，清朝内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官员要求进兵新疆，收回失地，而李鸿章却大唱反调，其理由，新疆是一块旷僻无用之地，‘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手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出师远征，竭尽财力，势必影响东南海防建设；英、俄久思染指新疆，他们扶植阿古柏作为傀儡，中国贸然出兵，必定祸不旋踵，‘别生他变’；中国‘兵将皆单，军器不精’，‘实不及专顾西域’，而且统兵主帅‘左公已老’，将士率皆疲弱，在军需给养方面，由于路途遥远，无法源源接济，纵然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失地，‘势必旋得旋失’。整合数端，李鸿章主张清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的言行，受到朝野的强烈谴责，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率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但俄国赖在伊犁不走，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并于光绪五年签订《交收伊犁条约》，虽然索回了伊犁，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另赔款500万卢布，俄国还获得蒙古、新疆贸易免税以及由西北经天津到汉口进行贸易等特权。消息传来，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改约。清廷表示不承认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俄国立即摆出不惜斥诸武力的架势。李鸿章被吓坏了，坚主崇厚不可问罪，俄约不能推翻，劝告清廷速予批准。”
——总共只有这么多文字，阿古柏政权的由来，俄占伊犁的缘由，以及整个新疆之役的其他来龙去脉，全都语焉不详。
一位历史学家，如果真的以直笔书写历史，所讲述的内容真实准确，所进行的评论客观公正，所持有的理念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那么，他的著作即使未必千年不朽，也肯定可以在相当久远的时期内，经得起考证和质疑。然而，白寿彝先生却话音刚落，就在他的著作中出现了如此重要的主动删节。
白寿彝先生是批判左宗棠的支柱学者。如果他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应该坚持真理，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如果他的意见是错误的，那么，也应该澄清和纠正，决不对自己的学术错误进行掩盖。像这样大规模地进行主动删节，使“白寿彝讲历史”一书变成一部不完整的残史的情况，不能不令人惊讶。一位“20世纪最大规模的史学著作之一，也是20世纪最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之一”的《中国通史》的总主编，竟然在自己的著作中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本“天窗”式的历史书，对于这位超重量级的史学大师的学术地位不知是否是一种自我动摇？
对于左宗棠结束陕甘内战的批判，完全屏蔽了这场内战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一重要事实，将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内战凌驾于一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反侵略战争之上。既然这位批判左宗棠的支柱学者的著作在出版时已经主动删去了其中的相关内容，那么，对于左宗棠结束陕甘内战的批判究竟是否能够成立，应该已经不难判断；既然这种批判能否成立已经成为疑问，那么，以这种批判为由的对于左宗棠的封禁是否应该继续，答案也不言自明。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目前对于左宗棠的封禁依然在持续，一些人也正在按照这本“明清卷”的模式，打造着一部没有左宗棠的晚清史。
也许，这种方式将被解释成“搁置争议”。但是，对于左宗棠的批判中，有那么多巨大的“硬伤”，这些“硬伤”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正常理念，跟我国政府在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所表示的官方立场完全背道而驰，眼下，中国还没有统一，还有若干存在争议的中国领土完全处于其他国家的掌控之中，中国还必须面对形形色色的明的和暗的分裂势力，对于今后的中国来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课题，任重而道远。在这种情况下，硬要维持对于一个曾经为中国国家版图做出过极其巨大的贡献、本人和许多部属极其清廉的历史人物的批判，并且对由这种批判所产生的对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地位被完全颠覆的“硬伤”听之任之，继续“搁置”，这种状况，也许将会给中国的未来埋下巨大的隐患。
对于左宗棠的批判理由和历史事实究竟是否能够成立，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因为迄今为止一直是把左宗棠这一人物的评价看作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的，为了满足政治需要，历史真实性如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也许，司马迁那种秉笔直书的史德，距离我们这个时代还相当遥远，至少在左宗棠研究方面是这样。
——全文完——
谨向部分参考书的作者杨东梁、刘泱泱、沈传经、陈明福、王纪卿、马啸等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