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左宗棠在西北修筑道路，也曾下过很大的功夫，从最东端的潼关开始，修了一条西行大道，大道进入新疆之后，又分为两路，向南直到喀什，向北直到精河，全长数千里，最宽的地方有三十丈。在筑路的同时，还修筑了大量土石桥梁，仅在平凉、会宁八县境内，就有桥梁79座：泾州境内大小木石桥九座，平凉境内大小木石桥二十九座，固原境内木石桥十座，会宁境内大小砖石土木桥十九座，安定境内木石桥八座，金县境内木石桥三座，皋兰境内木桥一座，平番境内石桥一座，等等。安定宋家沟，乾隆时期的巩昌知府王廷瓒倡议修桥一座，后人称为“王公桥”。这座桥每遇山洪便坍塌了，反反复复，重修过许多次，也在此期间彻底改建，以砖石为拱，由左宗棠提名“永定”，此后四十多年安然无恙，当地人称为“神桥”。

这条从陕西一直到新疆的大道，朝廷没有拨付一两工程款，百姓没有缴纳一文买路钱，但它的的确确在战争条件下诞生，又在此后长期为百姓服务，大大改善了西北地区的交通条件。

在筑路的同时，还在道路两旁种上了树木，从潼关到新疆，绵延数千里。除了在道路两旁种树，左宗棠还大力提倡部队进行绿化活动，仅有记载可考的，在会宁境内栽活两万一千多株，安定境内十万六千多株，皋兰境内四千五百多株，环县境内一万八千多株，安化及镇原境内一万两千多株，狄道境内一万三千多株，平番境内七万八千多株，大通境内四万五千多株，等等。当然，这些记载并不完全。

一个人如果没有对于百姓的深爱，没有极其艰辛的努力和付出，要想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完成这一切，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在这一切之余，左宗棠却根本不求回报，坚决反对那些沽名钓誉的事。同治三年，浙江署金华知府刘汝璆就禀报“合郡绅民呈请”为他建立生祠，左宗棠在批复中说：“郡民建立生祠，有干禁例；本部堂向厌虚名，尤不喜此，即传谕该绅董等迅即停止”，制止了这件事。后来，左宗棠到甘肃时，也有人在兰州五泉山的清晖阁为他建了生祠，左宗棠知道以后，立即下令撤除。类似情况很多，西宁、甘州士人要为他建立生祠，也被婉言谢绝，有的则被他改建为书院。一些湖南文人曾经打算写一本《楚军纪事本末》，专门讲述左宗棠的文治武功，在向他索取相关资料的时候，也被婉言谢绝了。

史书记载，同治五年三月，甘肃省城兰州“粮价每斗易银三四十两，割人肉疗饥，饿毙者不可胜数。”五月，“粮路稍通，然每斗犹值二十金，穷民鲜有孑遗矣。”当时，“自兰州至西安，千里烽火相望，居民仓皇奔走，不知所向。”不计其数的人在这样的浩劫中丧生。从来的战乱，最大的受害者都是百姓，百姓之中，又以“穷民”为最。

然而，在左宗棠离开西北时，长年的战乱已经结束，“白面一斤值钱十文，杂粮市价递减”，这个价格，大致可以反映此时的社会情况，百姓的生活已初步安定。除了新疆收复、长城以外的大片国土所面临的危险初步化解以外，对于百姓来说，此时的情况跟左宗棠未去之前那种“千里烽火相望”、“饿毙者不可胜数”、“穷民鲜有孑遗”的状况相比，究竟哪一种状况更好一些？尽管本朝的所有教科书都给左宗棠强加了“屠夫”的罪名，改革开放期间大量发行的《心灵史》之类的小说，则指责左宗棠为“残民”之人，但事实上，在踏踏实实为百姓办事方面，左宗棠的努力和付出，不仅整个晚清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即使跟今天的公仆们相比，恐怕也是毫不逊色的。[待续]

[续前]

常常看到一些假设如果由左宗棠去指挥甲午战争如何如何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只能看作笑话。

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在新疆之役中担任那种总揽全局的角色，主要原因是当时许多人并不看好那场战争，将之视为畏途；有些跃跃欲试的人，则资历尚浅，根本不具备掌控一场那种规模的战争的威望和能力；再加上此役之前曾经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左宗棠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出兵，既然如此，由他去主持这场战争，当然有一旦失利，追究起责任来将无可遁逃的因素。因此，此役的主角，非他莫属。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原因，那么，将根本轮不到他去主持这场战争，在此之前结束陕甘内战时，左宗棠就仅仅一步之差，险些下岗，这些，我们已经在前面讲过了，此役之后的中法战争，左宗棠实际上也是靠边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