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当时的陕甘，百姓不习惯种棉花，日常所需的棉花和布匹都要从湖北和四川贩运而致，由于陕甘不像南方可以水运，所以这类商品价格高昂，百姓生活常受困扰，以致“民苦无衣甚于无食，老弱妇女多不蔽体”。

另一方面，则是种植罂粟的情况相当普遍，这种结果使吸食者体质大大下降，也造成种种其他问题。左宗棠是林则徐的粉丝，当然也力主禁烟。左宗棠曾经亲自编写了四字韵文的告示，宣传禁烟，要求各地遇见擅自种烟的一律拔除，并对违禁者杖责枷号，对于暗中包庇的官员，则严加惩处。除了铲除陕甘本地的罂粟，还禁止从川黔等地贩运，查出后一律焚毁。在中俄贸易谈判中，左宗棠就主张将不准俄商贩运烟土入境明文列入条约。另外就是劝烟民戒除烟瘾，向他们介绍各种戒烟药方，并鼓励官绅士民捐资合药，赠送给烟民，救治人数较多者，按照捐赈章程请奖。至于官吏吸烟，一旦被加上“嗜好甚深”或“颇有嗜好”的考语，往往会被参劾革职。

为了使百姓在不种罂粟之后找到合适的替代作物，不致减少收入，左宗棠大力提倡种棉，他亲自编写了《棉书》和《种棉十要》，自费印刷之后，发给各地百姓，详细介绍种棉的方法，其中《棉书》内容包括选种、布种、分苗、灌耘、采实、拣晒、收子、轧核、弹花、擦花、纺线、挽经、布浆、上机、打油等，共十五项。这项工作从同治八年开始，左宗棠后来从兰州前往肃州，途经河西地区时，看到沿途已有棉田，询问当地百姓，回答收入不比种罂粟差，他听后非常高兴。甘肃的棉花，以前从南方贩运，每斤需要七八百文，后来市价只有四百文左右。

左宗棠在家自号湘上农人，对区田、代田等耕作方法颇有研究，尤其是区田。在陕甘时，他也积极推广，甚至亲自示范。他发现有的地方灌溉条件很好，但粮食产量很低，便反复试种南方的水稻，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了帮助百姓增加收入，他还努力推广蚕桑，甚至从浙江招募了六十名这方面的好手，带着桑树的种苗前往新疆，希望发展那里的丝绸业。他还发现当地百姓的砂田技术，效果良好，便号召推广，曾经有一份民国年间的农学刊物这样记载：“左公宗棠平定西北，乃安抚流亡，贷出协饷库银，令民旱地铺砂，改良土地。由是各地流行，成为甘肃特有之砂田。盛行于皋兰、景泰、永靖、永登、洮砂、靖远等县。利用荒滩僻壤，铺砂耕种，化不毛之地为良田。民国相革，砂地衰老，且又天灾人祸，政繁赋重，贫农逃迁死亡，人口大为减少。至今高、景交界，百里无人烟。当地农民憧憬当年左公之丰功，常有殷丘故墟之叹。”

左宗棠在陕甘时，经过长期战乱，大量适龄儿童无书可读，面对当地尤其是甘肃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的情况深为忧虑，认为这一地区“若读书人日渐减少，势不尽沦为戎狄不止也。”从而提出“关陇要事，读书为急”的意见，大力兴办教育。

甘肃兰山书院是当地最高学府，他在该院学生给他的信上亲笔批示：“览呈诸生之禀，文理尚可，殊为欣然。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这座书院每年膏火两千多两，由左宗棠捐助或在公款项下酌拨。进军新疆期间，左宗棠在肃州时，也经常到酒泉书院跟师生探讨学问，并捐助膏火。

尽管当时大战甫毕，百业萧条，但经过左宗棠的大力提倡，仅甘宁青新兴办的义塾就多达300多处，其中有回民义学57处。

由于这些地区的书籍以前都从南方贩运，兵燹以来，没有了来源，并且由于当地的书籍大多为民间俗本，错误很多。随着大量义塾和书院的兴办，急需教材，左宗棠便自行刊发，并以精刻的高质量的书籍作为学生用书。

左宗棠为西北刻书，最早在汉口的崇文书局，后来在西安关中书院，除了刻印学校用书以外，还有一些是传播农业技术的书，如《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棉书》、《种棉十要》、《广行山蚕檄》等等，所需费用都由左宗棠自己承担，没有使用公款，这些书籍的发行，也全部是免费赠送，而不是有偿销售。[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