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对此当然也非常欢迎，因为，只要中国不能出兵，新疆进入俄国版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再以新疆为起点沿着长城向东，这比俄国后来在蒙古、在东三省、在新疆那些反反复复的折腾要省力得多，效果也要好得多。果真如此的话，俄罗斯南部的国界就是中国的长城，东三省的白山黑水是俄国的后花园，旅顺当然也是俄国的军港了。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啊。

遗憾的是，小说中的描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臆想，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件事。书中后来打圆场说，被杀的人不是左宗棠，而是左宗棠的师爷，这种说法，依然是瞎编的。

在同治六年（1867年）之前，左宗棠的师爷就是他本人，在行军作战之外，所有奏折、公文和往来信函，全部由他自己一手打理。同治六年以后，有一位叫饶应祺的湖北人担任了师爷，帮他处理文字工作，但主要部分仍由左宗棠自己动手，只将一些不太重要的、类似官样文章的往来应酬的信件交给这位师爷去办。绕应祺根本没有被杀，而是在光绪三年出任陕西同州知府，后来又担任了新疆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调往安徽担任巡抚，赴任途中去世。

那么，会不会有好几位师爷，是其他人被杀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当时，即使一个小小的知县因伤、因病亡故，也必须在奏折中报告朝廷，能够坐着左宗棠的官轿出席公众庆典的任何人，地位肯定都比知县高，出现这样的意外事故，当然是不能瞒报的，事情在万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也没有蓄意瞒报的可能。然而，无论光绪二年五月以后的奏折也好，左宗棠的私人信件也好，都根本没有提及类似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类似人员的正常或非正常死亡记录。这篇“西省暗杀考”说，事后“左屠夫亲笔撰成一道奏章，要清家朝廷全国严查”，清代的档案文书早就不存在保密问题了，全都是向公众开放的，不知这位作者是否能够指出这份奏章是在何年何月写的？里面是如何要求“清家朝廷全国严查”的？这份奏章的具体文字如何？

在《西省暗杀考》中还有这样的情节：一名由“哲德沙尔国”的伯克派往肃州的刺客被小说主人公误杀。刺客临死前，对“左屠夫”充满刻骨的仇恨，为了完成刺杀“左屠夫”的神圣使命，表现出一派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小说主人公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之后，便对他说：“若是伤重死了，你便是为守住机密，殉了主道。以后我们插香上坟，有一个念举在你身上。”

刺客死了，主人公“给他念了讨白。按自家规矩，使他带血下葬。”——完全享受革命烈士待遇。

此时，新疆之役尚未打响，左宗棠的人马，尚无一兵一卒进入“哲德沙尔国”，当然不可能对那里的任何人进行什么“屠杀”。

既然如此，刺客口中的“屠夫”二字，从何说起？小说作者赋予他的那些仇恨、正义又从何而来？

一个从霸占来的中国领土上建立起来的非法的“国家”派往中国行刺的奸细，其身份就像一个潜入别人住宅的小偷一样，一个这种身份的人，凭什么到了别人的家中竟然如此理直气壮？

然而，这个“哲德沙尔国”的刺客，却完全被写成了正义的化身，成了一个为了正义事业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英雄；相反，那个曾经抬着自己的棺材去收复国土的中国人，在小说里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罪人。

这种颠倒黑白的描写，也许站在“哲得沙尔国”的强盗立场上可以理解，可以认同，然而，它却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由中国籍的作家写出来之后向中国的读者发行的，如果按照这本书中的理念，我们应该把左宗棠视为罪人，而把那些行刺左宗棠的人包括阿古柏派到中国来的刺客都视为英雄，并且为他们行刺活动没有成功而感到深深的惋惜和遗憾。后来的中国人在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真的应该接受小说作者所宣扬的逻辑吗？

一百多年之前，当中国面临极其巨大的领土威胁时，偌大的国家，养活了那么多饱食终日的权贵，却只有一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翁挺身而出，已经是一件十分怪异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了；一百多年之后，中国出版的小说中，竟然出现了上面那样的描写，在光绪二年五月，收复新疆的大战即将开始之前的节骨眼上除掉左宗棠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小说作者把那种所谓的“血仇”渲染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真的能大过我们祖国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存亡和安危吗？

将某一部分人群、某一历史事件从同治年间的历史大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使之凌驾于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之上，并对这段历史进行极不公正、极不负责的描述，作者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是不可能写出什么真正的历史来的。

《心灵史》和《西省暗杀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在判断历史是非时，维护我们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究竟应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应该怎样判断过去那些与大片领土的得失存亡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功过？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十三亿成员，今后在处理有关国家版图存亡的问题，或者在处理国家统一和分裂问题时，应该树立怎样的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这些问题，也许跟中国今后的命运息息相关，而这两篇小说所宣扬的理念，恐怕是跟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完全背道而驰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