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逐条看一看这些叙述的真实性。第一条，金积堡之役是从同治八年下半年开始，至同治九年岁末结束的，前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按照作者所写的情况，仅第一阶段就长达三年之久。即使清代的官书再不可靠，在这种重大事件的记录，也不可能在时间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出入。第二条，“清将魏花脸，很可能是魏光焘被回军打死”。经查，同治八年以后在整个金积堡战役期间阵亡的清军军官只有一人姓魏，此人名叫魏南华。在按照官阶大小排列的阵亡军官名单里，他的名字甚至排在最低级别的“尽先把总”的后面，只是一名“外委”而已，甚至不能算是正式军官。如此低微的官阶，当然不可能拥有由他掌管的营盘，更不可能担任一个方面的指挥了。至于魏光焘，则是左宗棠在陕甘期间的重要助手之一，他后来担任了陕甘总督、两江总督等多种职务，由他指挥的牛庄之役，是甲午战争中极其惨烈的一战，老湘营也于此役之后谢幕，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魏光焘于1915年3月病逝于湖南家中，怎么可能提前四十多年前就在金积堡战死了呢？然而，在这位作者的笔下，连魏营的遗迹都清晰可辨，不由你不信。其实，小说中所有这些描写至少也是一个指鹿为马、张冠李戴的错误，假如这位作者事前能稍稍翻一翻书，恐怕就不会在他的“生命之著”中这样信口开河了！第三条是所谓的“机关炮”，我们知道，即使在甲午战争中，晚清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由于经费原因也没有用上机关炮——当时叫速射炮，这一事实甚至被许多人说成导致北洋海军战败的原因之一。在甲午之前二三十年，军饷极其艰窘的陕甘清军竟然拥有如此先进的新式武器，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大事，应该是不难想象的。可是，在左宗棠的所有文牍函件中，对此竟然只字未提，其他晚清时期的任何文献中，也从来没有提到在当时有这种极为吸引眼球的武器存在。难道这种机关炮，只是在金积堡战役中稍稍现身，此后就一直被珍藏起来，严格保密，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即使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这样的情况下也依然被雪藏不用，这可能吗？这样的事实只能说明，所谓的机关炮，不过是一种子虚乌有的杜撰罢了。但是，作者不仅将它写得生动具体、活灵活现，还加上了这样的注解，说它“大概是左宗棠使用四百万两外债采办的欧洲新式军火之一种”，为这种杜撰增添了一条旁证,这种手法之荒唐,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仅有受访者的叙述，当然很容易令人怀疑，但是如果一位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科班”再在后面作出这样的补充，就令读者不能不信了，谁会想到，这位“科班”在他的“生命之著”中会如此的草率，根本不拿读者也不拿自己当回事呢？
尽管只验证了这样一小段，但如此之多的破绽，足可以让我们充分体验一下《心灵史》这篇小说，在客观事实的叙述上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了。
[待续]
[续前]
四、一些缺乏说服力的煽情
小说作者在《心灵史》中着力描述了西海固的贫瘠，为了增加左宗棠的罪孽，还做了这样的补叙：“沙沟以及固原、海源一带陇东的穷山恶水，是同治大失败以后清政府安置莲花城一带回民老弱的地方。我曾长久地怀疑左宗棠可能来过这里——否则他怎么可能找到如此天然的残民之所。”
金积堡之役结束后，究竟是如何安置一万多当地回民的？左宗棠是否真如小说作者所说，曾经在十分原始的交通条件下，抽出大量时间跋涉千里，专门去寻找一个“残民之所”？也许这位作者在即兴发挥之余，今后会在某一天真的拿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在此之前，我们还是通过一些史料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金积堡之役结束之后，刘锦棠报告，由于马化龙自缚请降之前在金积堡地下埋藏了大量枪支，并且拒绝承认，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挖掘非常困难，无法判断这些枪支的数量和具体埋藏情况，因此，应该先将堡内的人员全部迁出，再通过审查和继续挖掘清除全部被埋枪支，这样才能确保战后的安全。左宗棠同意刘锦棠的意见，并且在给他的答复中这样说：
“羁押逆酋，空言督责，断难了结。先迁老弱妇女，彻底清查，自是办法。其沿途照料护解，已谕知各统领营官，严禁侵掠凌虐，以昭恩信。拷讯须委员分起，恐难求一一确凿，既主搜掘，则亦不能终匿也。固原之古城川，地连固原东山、平凉白水及北路大泸川一带，路径纷杂，盐茶之右武营距固原一百四十里，见在西山伏匪未靖，亦难安插。已与魏道（魏光焘）商定，仍安插固原大川，庶此时运赈粮、将来驻重兵均便也。”显然，由于是战争时期，受到安全环境和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这种安置是存在相当大的困难的。
根据平庆泾道魏光焘关于选择安置地点的考察报告，左宗棠在回复他的公文中这样说：“据禀履勘固原东北乡牛家店、蔡家川、官厅川、西乡黎家套子等处，距城均不甚远，土肥地广，窑洞多而柴水便当，足敷安插。”显然，这是魏光焘在报告中关于安置地点的描述，左宗棠在批复中就此提出了注意事项：“惟将来分布地方，必须各成片段，各有界划，免致侵凌争竞，别生事端，方为周妥。”
以上这些话，是金积堡战役结束之后左宗棠向下属布置安置工作时的原文，这种安置过程中，左宗棠是否存在“残民”的主观愿望，这位小说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所叙述的内容究竟是否符合客观历史事实，通过这些史料，人们大致可以有个了解。
再举一个例子吧。化平川的回民安置地出现野猪糟踏庄稼，怎么办？当然不可能给回民发枪，让他们去对付野猪。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给上海军需局去信，要求那里买四十面铜锣送来，发给回民保护庄稼，因为当时陕甘久历兵燹，尚没有这样的商品出售。且不谈这四十面铜锣需要多少银子，俗话说“千里路上不捎针”，要经过万水千山，把这些铜锣送到甘肃的回民手中所费的周折，都是可以想见的。这样一件小事，左宗棠也亲自过问，不惜代价，他的心里是否果真如这位小说作者所说，存着什么残民思想，也应该是一清二楚的。
晚清是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但左宗棠手下有大批官员在西北任职多年，却始终十分清贫，即使职务远远高于知府，也照样一贫如洗，前面所列举的收复新疆的三路大军统帅临终时全都买不起自己的棺材、无法入殓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他们也拿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当时官场“行情”之间的差距来找左宗棠说事，是否比那些接受安置的百姓要理直气壮得多？那些将领们的情况，是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条件呢？
对于左宗棠来说，在那种大规模的安置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数量极其巨大的百姓在一场持续了十多年的残酷战争之后获得起码的条件得以继续生存，这些规模巨大的安置工作，几乎全部是由左宗棠从部属的极其紧张的军饷中挤出钱来进行的，并且要受到安全、交通、地域、时间等方方面面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安置工作存在某些问题和不足，应该并不奇怪。但是，这位小说作者到达西海固时，已经是这种安置一百多年之后的事了，在这一百多年里，经过了多少朝，多少代，有过多少地方官对这一地区进行管理？如果同治时期的安置地点并不合适，这些后来的官员是否有对那里的百姓重新安置的义务和责任？这些后来者的条件无论如何都应该比当年那些自掏腰包来进行安置工作的人们好得多，如果在一百多年的漫长的和平岁月里，这一安置问题都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却要求左宗棠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把所有工作都一步到位，是否有点不太公平？如果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西海固地区“残民”的状况始终不得解决，一任一任的官员都对这种状况视若无睹，却将这种责任归咎于百余年前的左宗棠，这样的逻辑，是否欠缺了一点说服力？
《心灵史》的作者在书中还引用了这样一首民谣：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
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
阂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
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
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这首民谣，记录了同治年间甘肃靖远地区汉族百姓在民族仇杀过程中惨遭杀戮的事件。书中对这首民谣作了这样的评述：
“——乌兰是靖远境内的山名，黄流即黄河。初闻此曲时，我吃惊的是：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这一认识针锋相对，靖远汉族知识分子认为，是回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对回民的优厚政策，导致了回乱时期苦难深重的汉族知识分子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