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正常的学术讨论，应该充分列举客观事实，按照事实得出公正的、恰如其分的结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历史。如果根据某种政治需要，事先订出框框，再按照这种框框去制造什么“上百万”、“三百万”之类的“统计数据”，反过来又把这些“数据”当成历史事实，并以此为依据去确定某一历史人物的地位和评价，由此产生的一切，怎么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

在对于左宗棠的批判之外，在网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十分偏激的意见，表现出不可一世的大汉族主义的架势，高叫左宗棠对回民杀得好。这种意见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值一驳，这种人的身份和真实意图究竟如何，也值得怀疑，此处不打算进行评论。

我想稍加评论的是在网上讨论时，曾经有人提出，正是由于左宗棠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留下了河州马占鳌的势力，使这些人在西北渐渐坐大，为害一方，并且恰恰是这些人提出了“左屠夫”这个称呼，这种事实说明左宗棠只知道按照儒家思想行仁政，是他学问不足的表现，结果也是自作自受。

对于陕甘回军，左宗棠的要求只有一个：放下武器，退出战斗，问题就算解决了，战争也就结束了，当时的河州问题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尽管后来许多批判家以马占鳌等人的后代组建马家军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政治倾向为依据对左宗棠进行抨击，但上述情况包括这些人将左宗棠称为屠夫等等，都是若干年后才发生的，所有这些既不是左宗棠能够掌控得了的，也不是他在当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马占鳌主动作出了完全交出武器、退出内战的选择，左宗棠不仅没有在他们解除武装之后进行任何杀戮，并且没有对他们之前的种种进行追究，仅仅象征性地让马占鳌修补了一下河州城墙，就一切都既往不咎了，马占鳌继续当他的首领，河州实行了回民自治。

既然马占鳌已经放下了武器，要求左宗棠对河州回民进行杀戮当然就毫无道理了，这种做法也不符合他处理陕甘回民问题的基本立场，因为左宗棠从来没有把回族当作仇敌。因此，他在河州问题上的做法，并无不当，随着河州问题的和平解决，原先集结此处的部队迅速调往西部，大大加快了陕甘内战的结束时间。

左宗棠认为，回民从唐朝开始就在西北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杀戮。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当时主政西北的人能够有这样一种认识，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如果左宗棠不是以陕甘问题最终一定要用“抚”的和平方式了结来认识当时的形势，而是像多隆阿一样，凭借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彻底杀戮，也许会赢得一部分汉族士绅的欢迎，还会少费许多周折，省却了对于回民的战后安置工作，但是，所有陕甘回民将必然做出殊死抗争的选择，不可能有人退出内战，更不可能有人跟其他部队一道参加新疆之役并为收复这片中华民族的共同领土做出贡献。这样，就算左宗棠在武力上能够取得对于这部分回军的胜利（这还只是一种假设），至少有这样两个问题他是绝对无法避免的：第一，将大大增加陕甘作战的经费，削弱中国的国力，从而进一步增加新疆之役的难度；第二，将大大推迟陕甘内战结束的时间，而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所产生的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我们在前面谈到，俄国曾经几度打算吞并阿古柏，最后一次已经调集了两万军队蠢蠢欲动，只是由于他们刚刚征服的中亚地区恰好在此时出现大规模抗俄事件，仅仅由于这一偶然原因，才使他们中止了吞并阿古柏的计划，等到俄国搞定了内部事务再回过头来时，中国已经拉开了收复新疆的大幕，俄国人没有机会了。

但是，如果陕甘内战的结束时间向后推迟，中国无法在光绪二年六月发起攻击，那么，幸运之神将会向俄国招手，失去机会的就将是中国，而不是俄国了。果真如此的话，左宗棠就将因为他在陕甘问题上所犯的政策错误，以及由于这种错误所导致的失去新疆之役的战机，进而给中国领土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因此，那种所谓左宗棠应该抛弃儒家的腐朽理念，应该在河州以及其他地区采取“果断措施”的说法，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尽管持这种意见的人只是少数，但这种认识的存在，其实是有害无益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