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左宗棠一直认为：“汉回仇杀，事起细微”，希望汉回之间，最终能够“释纷解怨，共乐升平”。起先，他认为，“关陇肇衅，曲不尽在回”；到后来，则进一步直截了当地说：“关陇肇衅，曲在汉民”。

左宗棠的这种说法，是否真有道理？可以摘录一个例子供作参考。曾经在陕西担任道员、署理巡抚等职的张集馨，在回民起义爆发之前的咸丰八年(1858年)有这样的记载：“陕西临潼县，回汉素不相能。回庄报赛演戏，汉民往看；及汉庄演剧，预貼告条，不准回民往看，回民竟不往观。有稚回担负果实，赴戏场售卖，为汉民横殴，受伤甚重。群回不服，赴临潼县申诉。县令倪印垣不管。控至第三次，反加扑责。”

这里提到的那位倪印垣，曾经在回民起义的引爆点华阴县担任县令，是个“絮絮聒聒，无异村妇，吏治本无足观”的人，这种早该撤职的官员，却受到侍郎王茂荫的保举，称其为“奇才异能”，并极得当时的陕西巡抚曾望颜的赏识，不仅从华阴县调到靠近省城的临潼当县令，还让这位倪县令自己填写先进事迹，作为上奏的依据，打算进一步保举，担任更高的职务，只是由于这种提拔需要时间，所以才暂时在临潼县留任。

由于县令的这种态度，被责打的回民不服，便只好自行解决，集合了数千人前往汉村讨公道，发生械斗，结果回民杀死汉民十三人，汉民杀死回民六人。因为杀伤人数不相当，汉民又在大路上截杀了跟临潼械斗毫无关系的蓝田回民三人，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官府派去二百名士兵进行弹压，并且放话：如果回民不遵约束，将派兵进行剿洗。张集馨认为，“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压抑回民。汉民复恃众欺凌。”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若论正办，先将倪令严参重治，然后分回汉之曲直，而平理之，必可相安无事。乃曾卓如（望颜）以倪印垣系其特保，回护不参，又不明事理之轻重，故作呓语。卓如在陕暴虐，官常疾之如仇，恐非吉祥气象。”

这些是在那场回民起义爆发前四年的记载。显然，作为一个从外省到陕西工作的官员，张集馨对于当时陕西地区回汉之间的矛盾，有着和当地汉族士绅完全不同的看法，对当时陕西官府处理回汉矛盾的具体做法极不赞同，并对这种状况的后果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后来发生的一切，也充分证实了他的预见的正确性。这段记载应该是相当客观和公正的，值得后来研究同治年间历史的人们高度重视，更值得那些在网上持十分偏激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发表偏激意见的人们认真思考。

但是，张集馨仅仅在自己的笔记中私下作了记载，根本不敢将这些看法公开，其原因应该不难想见。

和张集馨一样，左宗棠也是一个外省人，初到陕西时，他曾经因为天雨在临潼停留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左宗棠是否在当地进行过社会调查？由于没有找到相关纪录，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对于同治初年的陕甘回民起义的起因，有着跟张集馨非常相似的看法。和张集馨不同的是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这种看法，毫不含糊地在多种场合作了关陇地区发生如此巨大的变故责任在汉民的声明。在当时的官场中，敢于作出这种声明的，除了左宗棠，没有第二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的身份是指挥“镇压”者，如果真像批判家们所说的那样，他打算对回民进行“种族灭绝式的屠杀”，那么，肯定应该附和那些“每言及回事，必曰杀尽乃止”的汉族士绅，为屠回制造更加强大的舆论，以便更加顺利地完成“种族灭绝式的屠杀”愿望。然而，左宗棠却一再做出与此完全相反的声明，强调“关陇肇衅，事起细微，启衅之故，曲在汉民”，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平息那些汉族士绅的仇回情绪，为回汉百姓之间“释忿解怨，共乐升平”的目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跟批判家们的说法，大相径庭。如果不是这样，左宗棠的这些表现该如何解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