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在《三秦记》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一个名为《左宗棠留在陕西的一本帐》的帖子，作者是一位西安文史馆的馆员，在肯定左宗棠屠杀了百分之九十的陕西回民之后，还抄录了左宗棠的一段家书，来证明左宗棠的嗜杀成性：“陕回就抚而仍包藏祸心，其头目皆市侩贱种，其党伙皆悍驇凶人……吾知其不可抗则决计剿之……故吾于诸回求抚之禀直揭其诈而明告以用兵之不容已，并未略涉含糊。”

在这段摘录的后面，作者评论说：“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说明。左宗棠向自己的儿子解释了为什么不接受战败者的投降，而是要斩尽杀绝、‘尽数芟夷’的理由，它可以看作是大规模屠杀陕西起义回民的一种内心独白，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未公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的思想理论。就这一点而言，这位左文襄公似乎堪称70年后德国希特勒的一位异国先驱，虽然希特勒也许并没有听说过左宗棠的名字以及他的超越汉唐的‘奇功’。”

这位作者竟然能够在十几大本《左宗棠全集》中找出这些话来证明左宗棠的嗜杀成性，作为自己评论的依据，其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只是在同样翻阅了左宗棠那封家书的原文之后发现，这位文史馆员采用断章取义、偷天换日的手法，完全颠倒了左宗棠原来的话义，以这些断章取义的内容来作为左宗棠实行屠杀的证据，和他在前面认定左宗棠屠杀了陕西回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一样，是极其荒唐的。

左宗棠的这封家书写于同治八年四月（1869年5月），与回民军作战初期，原文其实是两段话，内容如下：

“陕回就抚，而仍包藏祸心。其头目皆市侩贱种，其党伙皆悍驇凶人。方议抚时，竟敢纠党四出，掠我定边，扰我延川、延长，南及秦安、秦州。吾知其不可抚也，则决计剿之。”

从第一段话可知，在接到求抚的禀帖同时，左宗棠还接到了大量各地关于回军四出“扰”、“掠”的报告，稍稍看看地图就知道了，从陕西的定边、延长、延川，一直到甘肃的秦安、秦州(今天水一带)，有千里之遥，在这么大范围内频频出击，令他愤愤不已。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回民军方面缺乏诚意，并且拒绝了“就抚”的要求。

第二段是这样说的：“武乡之讨孟获，深纳攻心之策，七擒而七纵之，非不知一刀两断之为爽快也。故吾于诸回求抚之禀，直揭其诈，而明告以用兵之不容已，并未略涉含糊。于是回民知前之抚本出于至诚，后之剿乃其自取，而其终仍归于抚局。现又有来求抚者，仍不可信，我乃察其诚伪而分别抚之可耳。”

第二段话清楚表明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依然决心摒弃“一刀两断”式的杀戮做法，效法孔明七擒七纵的耐心，并且十分明确地指出这场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其终仍归于抚局”，根本不赞成采取大规模屠杀来解决问题，他的这种态度，跟之前的多隆阿等派往陕西的官员之间，无疑有着巨大的差别。正是由于左宗棠坚持这样的立场，他的许多做法为当时陕甘汉族士绅所不满，甚至认为他在军事上无能，这方面的情况，前面摘引的陕西咸阳人李岳瑞的笔记中，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体现。左宗棠的这种态度，在他的奏稿、书信中有大量叙述，硬要将一个这样的历史人物扣上一个种族灭绝式屠杀的罪名并且跟希特勒等同起来，当然是一种完全罔顾事实的做法，而这位文史馆员费尽心机找出来的“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左宗棠有任何对陕西回民进行种族灭绝式屠杀的打算，恰恰可以证明完全相反的客观事实——中国人都十分熟悉七擒孟获的故事，只要看看左宗棠在对自己的儿子谈到如何对待回民问题时引用这样一个古代的典故，就可以清楚他对于这一问题所持的基本立场了。

这位作者还说：“甘肃方面的情况则较陕西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死在左宗棠刀下的陕甘两省回民人数至少在数百万人”。数百万人减去陕西的七八十万，甘肃回民被屠杀的人数就远远超过了陕西回民。

然而，五十年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说，左宗棠“屠杀了陕回上百万，屠杀了甘回数十万”，按照这种说法，左宗棠屠杀的陕回数字显然大于甘回。但是，在这位作者的文章里，又变成了左宗棠屠杀的甘回数字大大多于陕回。不管怎么说，范文澜都应该算是本朝历史学的一代宗师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便去推翻堪称自己前辈的宗师的论断，当然就更加没有可信之处了。以这种断章取义歪曲史料和捏造历史事实强加罪名的手法来对左宗棠进行批判，完全使用了文丨革丨的方式。如果认真地看看这位文史馆员的拙劣手法，那么，左宗棠究竟在陕西留下了一本什么样的“账”，也就可想而知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