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续湘军志》中说，在这种情况下，“宗棠分别汉、回，择地安插，如化平川其最大者也，为之建居室，置农器，购籽种，筹赈饷，而修理桥梁，平治道路，设置公廨，所费皆属不赀，然皆从军饷挪移，从未专案请款。关内关外，数千里间，此一巨宗，比于兵饷不相上下。”

左宗棠的军饷，全部靠南方各省接济，本来就由于这些省份的拖欠而严重短缺。初到陕甘时，士兵们还能在每年的端午、中秋和春节领到三个月满饷，后来就只能在每年春节领一次满饷了。最困难的时候，连全军抚恤阵亡将士的三十万两备用金也被挪用一空，年关将近，可士兵们的一个月满饷还没有着落，左宗棠本人为军饷的事急得彻夜“绕帐彷徨”，无计可施。

他自己是这样讲述当时的军饷安排情况的：“于饷银解到时，先尽购运粮食、草料、军装、军火、军械之需，每月每营仅给盐菜银六七百两，俾勇丁、长夫聊资糊口，至疾病之药饵，伤亡之恤养，与夫统领、营哨官弁之薪水、办公银两，概停不发。以故将领虽极窘乏，而士卒尚免饥疲。”“将士知军民均以谋食为急，怨仇不生。”

要挤出大笔军费安置百姓，又要让士兵们在领不到自己应得军饷的情况下“怨仇不生”，保持全军的稳定，除了要做大两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之外，更需要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左宗棠本人的“工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用于国事，他手下的高级将领，临终时个个两袖清风，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左宗棠克服重重困难，安置和救济了大量各族百姓，使他们在连年战火之后重新获得了生机。

当年董志原十八大营的陕西回民中，有六七万人被左宗棠安置在甘肃，还有一部分散落在甘肃和新疆、蒙古各地，加上随白彦虎逃往俄国的，总共有约十万人得以幸存。造成其余十万人丧生的除了兵戈之外，还有疾病、冻馁，以及长途跋涉中的疲劳等等多种原因。显然，那种说左宗棠屠杀了陕西回民上百万的说法，跟客观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

左宗棠在西北的十多年间，如果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将他说成是一个“进行种族灭绝式屠杀”的刽子手，则纯粹是一种文丨革丨式的政治标签，已经完全背离了客观的历史事实。

在对于左宗棠的批判中，有人列举这样一首歌谣：“大将领兵到西安，秦川闹得不得安，杀得十村九村烟，血流成河骨成山。回军损失几十万，见回不留血洗完。”并且说，这是当时的人们为指责左宗棠所作。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靠谱的谎言，如果说这首歌谣里的大将讲的是多隆阿等人，也许另当一说，如果说它是针对左宗棠所作，则至少是张冠李戴了。

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刚刚到陕西的时候，回军正和捻军一道，并力攻打西安城。而左宗棠走到西安附近的临潼，遇上了“大雨连旬”的天气，不得不在临潼“顿兵月余”。等到一个多月之后雨过天晴，围攻西安的捻军和回军早已无影无踪去了渭北，左宗棠也立即渡过渭河，此后，战争一直在渭河以北进行，渭河以南的西安及周边地区并没有发生战事。在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韩敏的专著《陕西回民起义史》中十分清楚地指出，在左宗棠赴陕之前的同治五年年底，陕西回民军就只剩下了“马步六、七万人”，怎么可能到了同治六年左宗棠赴陕之后，却又有了几十万陕西回军呢？见回不留是多隆阿等人的行为特点，左宗棠在入陕之前已经对此进行了非常明确的否定，能够将这样的歌谣认定为专指左宗棠所作，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历史知识的表现，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这首歌谣却屡屡见诸报刊和网络，成为批判左宗棠的铁证。

这位批判家还煞有介事地说：“据有人统计，左宗棠仅杀死陕西回民就达300多万，300万人的鲜血，就足有一万二千多吨”，并且量化到这些尸体可以装多少节火车皮，可以绕地球多少圈等等。究竟是什么人进行了这样的统计？这种统计的依据何在？用这样的“统计”来批判左宗棠，已经完全把本应严肃的学术讨论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儿戏和政治闹剧。尽管这种说法按照陕西省在战前有一千万人口，“民七回三”，可以推定同治之前的陕西回族人口有三百万，但即便如此，将它作为左宗棠屠杀陕西回民的数字也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理由已经在前面谈过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