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不是新疆之役导致了甲午必然失败的结局？前面说过，在铭军驻扎陕西的五十个月时间里，李鸿章的淮军报销军费高达1500多万两。如果他跟曾、左一样，在每次战事结束之后便立即对淮军进行彻底的裁撤，而不是在承平时节依然供养大批饱食终日的部队，“置兵于无事之处”，以充当自己在官场中争权夺利的资本，在数十年的漫长时间里，可以节约多少民脂民膏？收复新疆的军费，是不得不用的开支，事后也有西部国防藩篱修复完整的事实和一大片失而复得的疆土摆在那里，可淮军消耗那么多军费都干了些什么？这种消耗可曾有人关注过？与其说是收复新疆阻碍了北洋的海军建设，不如说是那些无所事事的淮军所消耗的大量军费阻碍了海军建设更合适些吧？
如果说李鸿章未能及时将以上两笔巨款投入海军只是一个判断不当造成的失误，并非主观故意的话，那么，在明知道有这样两笔巨款就在自己手中没有动用的事实，却在战后一再声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经费，那就是一个故意误导舆论、给自己推脱罪责的卑劣行径，绝非什么失误了。百余年来，已经有太多的人按照李鸿章的这种说法去诠释历史，去引导舆论，甚至不惜捏造谎言去为李鸿章开脱，这都为后来的中国人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带来了种种困扰。回顾一下央视大戏《走向共和》中李鸿章为了区区六十万两银子改装北洋海军的速射火炮，那种呕心沥血、奔走呼号的艰辛，以及由于无法筹到这样一笔小钱最终导致整个战争失败的情节，地下的李鸿章一定在窃笑：后来的中国人，实在太容易上当了！
今天的一些学者依然按照李鸿章当年的口吻，把甲午战败归咎于李鸿章获得的经费不足以应付日本，提出无论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都是正确的；互联网上也常常有人提出收复新疆是缺乏海权意识，由此导致了今天的钓鱼岛争端，导致了南海主权的丧失，甚至提出放弃新疆是一种有远见的战略眼光、是具有海权意识的表现，以及应该以放弃新疆来节省军饷，购买20艘铁甲舰以避免甲午战争的失败等等，我想，在这样两笔1000多万两摆在外国银行里生息、放到矿务局等场所入股盈利却没有及时投入海军的巨款面前，不知上述种种理论，又该怎样才能自圆其说？
两场对后世中国影响极其巨大的战争，竟然被黑白颠倒到如此程度，今天国人所看到的晚清史，究竟还有几分可信？[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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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收复新疆的艰辛
有的人为了贬低新疆之役，将它说成一场“不过剿灭了几个土匪”的战争，似乎它的胜利是一蹴可就的，这其实是一种无知的说法。如果没有那种“每一发兵，须发为白”的殚精竭虑，没有极其审慎缜密的运筹帷幄，而是“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实行李鸿章的那种“裱糊工作法”的话，新疆之役是绝对不可能取得那样辉煌的胜利的。
早在几年前清廷命令铭军开赴新疆时，李鸿章就说过，“以南勇出塞，开千古之奇局”，让淮勇去新疆，是非常不靠谱的。当时，李鸿章还断言：“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设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伊犁，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踹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铁路运输的先决条件，中国要想取得新疆之役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对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蚕食的现状望洋兴叹。
一些权贵早在战役之前就扬言：“我军甚单，敌势已固，即不惜添兵益饷，恐亦难收扫荡之功。”李鸿章更对曾经赞同出兵的淮军部属、时任江西巡抚的刘秉璋大发雷霆：“庸众无识，横加訾议，固无足怪。执事（刘秉璋）从军数年，当有阅历，洋务即毫无探讨，事理当略加揣度，乃尤大肆簧鼓，实出期望之外。”“尊意岂料新疆必可复耶？复之必可守耶？此何异盲人坐屋内说瞎话，我既知其不可复，不可守，自应预作一自守之谋。”
正因为如此，时人记述，“朝命甫下，人人皆为公危”。的确，收复新疆，是一项庞大而又艰巨的工程，情况复杂，国力疲惫，更有实力强大的反对派掣肘，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捍卫疆土的战争中，都是相当罕见的。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大论战之后，在左宗棠的坚持之下，有了新疆之役，并且将这场战争全部交给他一人负责，这样，一旦失败，他的结局将会异常凄惨，很可能身首异处、祸及满门。左宗棠从新疆回朝时遭到了大量白眼和排挤，那些反对派的势力可以想见，获得完胜尚且如此，如果此役失败，果真让那笔军饷打了水漂，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左宗棠个人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也就不难想见了。因此，对于左宗棠个人来说，这一仗的风险可想而知。
左宗棠说：“于此而力图恢复，挈二万里戎索之旧，还之职方；戢万千殊俗之民，渐以声教，正值寰区甫靖，财力久殚；内患虽平，民劳未艾，其难诚有倍拓疆之始者。”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场战争所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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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困难，就准备工作而言，即“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
出兵新疆之前，陕甘的战事刚刚结束，十几万的部队经过一场长期的战争，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休整和裁撤，才能进行下一场更加艰巨的战争。左宗棠没有那种用大笔军饷常年供养的属于自己的部队，刚刚出山时，那五千楚军是他自己亲手组建的，但随着广东战事的结束，便遣散了，此后，每次督师，部属都是七拼八凑、信手拈来，其成分、强弱、亲疏、地域和派系都非常复杂。李鸿章当时就对此评论说：“甘军想徐议凯撤归并，欠饷太巨，难保不滋事端。”
左宗棠对这些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撤，将原有的二百四十余营人马，裁撤到一百三十余营。由于部队的军饷长期拖欠，而当时的经费又极度紧张，这项工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究竟如何解决那些被裁撤士兵的军饷问题，没有看到十分详细的史料，但事后并没有出现李鸿章所预料的那种哗变闹事的情况，其间的经历则肯定不会太轻松。
李鸿章曾经说过，左宗棠手中没有精兵强将，拥有精兵强将的淮军尚且将新疆视为畏途，认为此役不可能取胜，那么，在左宗棠面前这一仗却变得轻轻松松，当然是不合逻辑的。李鸿章曾经有两万装备精良的铭军驻扎陕西，照道理，国家收复失地，应该派出最好的部队，即使刘铭传畏难辞职，那支部队还在，它的下落如何？
在李鸿章同治十年九月十八日（1871年10月31日）“复徐仁山观察”的信中说：“省三函称所部多不愿西去，如荩臣至彼，拨给二十营，告假者准给欠饷三月，愿去者亦为安家之费。陕台尚存十余万，可敷此用，毋庸后路另筹。”最后有十八营去了徐州，将二十二营交给当时在天津家中休养的甘肃提督曹克忠。曹克忠谒见李鸿章时，谈好以不去新疆为条件，这才离家走马上任。
十八营淮军调往徐州，按照李鸿章自己的话说，也只是“闲着”而已，同样无所事事，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清廷命令南洋和北洋各派三千人赴台，李鸿章则趁此机会主动要求六千人全部由北洋派出，在将徐州的淮军派往台湾之后，接着提出将西北的二十二营淮军内调。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十日（1874年7月23日），李鸿章在奏折中说：“查甘省现早肃清，陕境防务已松，拟请敕下陕西抚臣，速饬记名臬司刘盛藻，统率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拔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扼，以备南北海口策应。”这时，陕甘内战已经在上一年结束，收复新疆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拥有精兵强将的淮军却全部撤走，最后没有一兵一卒参加新疆之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