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在这里采用了移花接木之术，将本应由李鸿章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左宗棠头上，并且为自己的说法找了个理由，说左宗棠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打击一下鲍超的骄气，以便霆军入陕之后为己所用，这也完全是捏造的。事实上，左宗棠在这份题为《鲍超伤病情形片》的奏折中，明确向清廷建议，由于霆军向来军纪不严，鲍超载募兵时又不注意士兵成分，有许多游手之徒厕身其中，早在前两年调往陕甘支援杨岳彬的时候，就曾经在湖北京口哗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此军似宜留于饷源稍裕省份”，像陕甘那种军饷严重短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让鲍超前往是不合适的。显然，左宗棠不仅没有薛福成所声称的那种使用鲍超的打算，就连整个霆军调往陕甘，左宗棠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左宗棠对鲍超的严厉训斥，只是因为鲍超托病拒不出战，从而贻误战局的原因，并没有什么私人打算在内。至于薛福成在这段记载的尾部，毫不相干地扯进了老湘营，把左宗棠后来的成功完全说成拜曾国藩所赐，似乎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王錱其人，也根本不知道老湘营的渊源沿革一样，就纯属无稽之谈了，前面早已阐明，在这里不再赘述。[待续]
[续前]
这样一桩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公案，事后官场中的人们当然对其中的真实内情都已了然于胸，对刘铭传当然也就多多少少有了一点看法，由于这样的原因，当刘铭传一再要求从陕西进入甘肃，左宗棠无疑就更加不会同意了。然而，在公开场合，这一层意思他是不会对别人明言的。
当时，左宗棠当时在书信里这样对别人谈到不便让铭军进入甘肃的理由：
“李相以淮军久驻秦中，本可不必，弟所以不肯调用者，以淮军异帅，自分彼此。以兵事论，淮好用众，陇右谋食太艰，多则必溃，不宜一也。以饷事论，淮军一岁九月实饷，楚军一岁求一月满饷尚不可得，若调并一处，彼此相形，难以抚慰二也。若必言明淮军在秦为赘，则李相本未须秦饷，所遣之军，自裹其粮，以备策应，于陕甘若本无损也。弟之处比，委曲出之，不敢多有论说，天地神明共实鉴之。平心而论，淮军置之无用之地积年，费饷何下千万？若节此虚糜，以饷我饥军，岂不两利？李相固不肯言，而党李相者亦不言之，岂非俟楚军饥溃见雠者快耶？
自古用西北之甲兵者，必济以东南之刍粟。弟自东南而西北，所见所闻亦然。及身当西北艰危至极之处，而所为顿异。李相不能谅之，旁人不能谅之，即同局之人亦复因有所受命不肯说一句实话，吁，可异矣！”
根据事后李鸿章的军饷报销清单，铭军在陕西总共待了五十个月，这段时间里淮军报销的“西征”军费高达一千五百余万两，这种浪费，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只是从来没有人提及而已。
既然左宗棠拒绝铭军入甘，刘铭传当然也就无法贸然前往，在名分上，刘铭传尽管有钦差头衔，又有李鸿章撑腰，却只是一名提督而已，且刘铭传的正式任务只是督办陕西军务，当然没有任何能够摆得上桌面的、强行进入甘肃的理由，无论在职务、资格等任何方面，刘铭传都根本无法跟左宗棠相抗，要想达到目的看来只能私下里动脑筋了。
左宗棠在陕甘时，曾经有人在朝中告状，说他贪污。按照惯例，接到这种指控为了防止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身份是保密的，因此究竟什么人暗中操纵了这样一套把戏，目前已无迹可寻，成了无头公案，只能根据慈禧事后的表态知道当时的确有过一次针对左宗棠的全面调查。
既然有人指控，清廷当然得调查，好对指控者有个交待，如果真查出点什么，就可以对左宗棠进行处罚，名正言顺地叫他离职，让刘铭传接任，这样一来调刘铭传去西北这件事也就不会太离谱，可以有一个让许多人都皆大欢喜的结果了。
于是，“清纪委”派出两路人马，一路奔赴浙江、福建，调查左宗棠以前在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任内的问题；一路直接到陕甘，调查他眼下的情况。然而，无论是查看帐目，还是通过对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甚至对士兵和百姓的走访，不仅没有查出任何经济上的问题，相反，还听到了许多左宗棠廉洁奉公的事实，他不仅没有什么贪污公款的疑点，甚至连自己份内工资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各种各样的公务，或者救济百姓和士兵了，每年只有很少的银子寄回家中，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简朴，与其他相同级别的官员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具体的事例则实在太多了，简直不胜枚举。这样的情况，令前去调查的人们十分震惊，因为晚清官场里，手握重兵却如此廉洁的高官，实在是不多见的。
调查组将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慈禧听了之后也感到意外，于是表态：今后三十年里，再也不准参奏左宗棠了，这件事便就此不了了之。当然只能如此，再要兴师动众地折腾这么一回，朝廷的脸面往哪里搁？就连曾国藩在听了从陕甘回去的人介绍左宗棠的情况之后，也连声感叹，具体内容已经在前面讲过了。[待续]
[续前]
和许许多多这类事件一样，当年这桩对于左宗棠的指控，变得十分诡秘，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扑朔迷离，在晚清各类记载中难寻蛛丝马迹，谁是它的始作俑者当然也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从这件对左宗棠进行诬告的案子遭到挫败之后，刘铭传取代左宗棠当上总督的愿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这样，两万铭军驻扎在陕西乾县，就成了一件非常不好解释的事情，如果说是来处理陕西军务的，陕西早已没有任何“军务”需要处理，李鸿章赴陕的那一次就白忙了，何况刘铭传这一次？如果说是为了支援左宗棠在甘肃的战事，人家也早就结束了金积堡之役，根本无须任何支援了。继续呆下去，正如李鸿章所说“味同嚼蜡”，可要抽身离开，又找不到任何说辞，便只好硬着头皮呆在那里，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然而，情况又很快发生了变化。
同治十年（1871年），发生了俄国入侵伊犁事件，一时间，清廷大惊失色，立刻将乌里雅苏台将军荣全改任署伊犁将军，命他前往伊犁跟俄国交涉，要求俄国撤军；同时又命令正在陕西无所事事的刘铭传开赴新疆，以为荣全的后盾，并进行了一系列布置。
同治十年七月（1871年8月），清廷颁发上谕：“……（俄国）七河省巡抚鄂派兵前赴伊犁，五月十七日将伊犁代为收复。等语。并闻俄人尚欲带兵前往收复乌鲁木齐。本日已谕令金顺、奎昌等查明确实情形，并令荣全前往收复伊犁城池，妥筹布置，令景廉带兵相机规复乌鲁木齐矣。伊犁沦陷，兵力未能顾及，致俄国从而生心，难免觊觎要求情事，若乌鲁木齐再为该国收复，则更难于措手。成禄本系乌鲁木齐提督，着即统帅所部出关，与景廉会合，力图收复。所有该军饷需，着户部遵照前旨迅速查催，并宽为筹拨，以资饱腾。肃州一带关系紧要，着左宗棠迅即调派劲旅前往扼剿窜匪，替出成禄一军出关剿贼，毋得以兵力不敷稍形推诿。刘铭传所部已谕令鼓行而西，绕赴兰州北路，由甘、凉、肃一带出关，节节前进，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左宗棠身任兼圻，本应统筹全局，况镇、迪一带又系该督所辖，尤当妥筹兼顾，以舒朝廷廑系。穆图善如有可拨之兵，并着会商左宗棠酌量调派，以资厚集。”
对于清廷的这个意见，左宗棠的态度是这样的：“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着。然当此强邻觊觎，狡焉思逞之时，则固有未可拘执者。臣接谕旨，已飞函穆图善，询其能否派队，一面咨商刘铭传，酌定进兵道路；一面飞饬记名提督、哈西巴巴鲁、赏穿黄马褂徐占彪，统所部马步十二营，由靖远防所取道兰州，逾凉、甘两郡以抵肃州”。
显然，由于新疆形势发生突变，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摒弃了门户之见，主动跟刘铭传洽商铭军进兵的具体事宜，并且按照清廷的指令进行了必要的布置，调蜀军统领徐占彪率六千人马前往肃州，还跟已经退居陕西后方的前署陕甘总督穆图善进行了联系。左宗棠这边已经按照在俄方出兵伊犁之后清廷的相应对策做好了种种准备工作。
本来，对于千里迢迢来到西北，却又终年无所事事的铭军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既可以摆脱之前的尴尬局面，又可以在维护国土的过程中尽到中国人的职责，建功立业，此时的左宗棠，早就患有多种疾病，一再在家书中表示意欲告退，只是一时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人选来顶替自己，如果刘铭传真的能够面对俄人的入侵态度坚决，让左宗棠认为可以放心将自己的担子托付刘铭传，那么，进入甘肃之后，还是有机会得到那个他渴望了很久的总督职位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兴致勃勃地远道赶赴西北的刘铭传却在这种情况下立刻告病辞职，称“河湟未靖，转运艰难，江皖之人，又不宜冲寒涉远。”请求赏假养病，清廷只好让他休假一个月，在营调理，“一俟病体就痊，即令督率所部前赴肃州屯扎，毋庸出关”。但是，即使不进入新疆，刘铭传也毫无响应的意思。[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