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体，也许只是环绕着一位有声望的人物的姓名产生的神话。但是，这说明紫禁城里存在典型的情况，说明太监对北京官场的某种程度的控制。不久，左宗棠就完全看出，在北京的格局中是完全没有他的份的。京城也因为有他这样一个人而觉得不便。他留在北京，使宫廷里奉承拍马的人感到恼怒。

慈安太后在召见左宗棠几天之后就去世了。她死得异常突然。人们认为，她是被她的那个比较残酷跋扈的同伴慈禧太后给害死的。人们曾经听说，慈禧患了重病，并怀疑她能否痊愈。当传出慈安太后的噩耗时，城里的人开始还以为必定是慈禧死了。及至得知死者是慈安的时候，无不大吃一惊。左宗棠于慈安逝世的当天的傍晚来到宫里。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不觉脱口而出：

‘今天召见时，我还看到她。她和往常一样，言语有力。我不相信她是寿终天年的。’

他在院子里跺着脚走来走去，越想越生气。他肆意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次要人物说这话，第二天就要脑袋搬家了。恭亲王尽力叫他不要作声，但是太监已经很快把他的话报告了慈禧太后。如果说，慈禧过去袒护过左宗棠，那么从此以后她就再也不袒护了。没过几个月，说是外省有事要左宗棠去办。他同北京的宫廷生活完全脱节，太不合拍了。”

“中国和法国签订和约后，左宗棠接到去北京的命令。从他晚年这样被调来调去的情况来看，人们难免疑心，慈禧太后对他在慈安太后暴卒时自发的感情仍然耿耿于怀。他请求允许他赴京途中回乡一行，得到批准。但他还没有登程，便于1885年9月5日在福州去世。”

从贝尔斯这些比较详细的叙述来看，人们大致可以看出左宗棠从新疆前线回京之后的确是根北京官场格格不入，并且深受排挤的。其中的原因如何，应该也讲述得比较清楚。[待续]

[续前]

当时的清人笔记，有这样的记载：

“薛叔耘《庸庵笔记》，力诋左文襄，谓其入阁时，骄矜之气，不可向迩。适有折交阁员会议，左每阅一行，则自陈其平回疆之功绩，余则力诋文正不止。如是者数日，而阅未及半，同列者皆厌之，为藏去其折。乃阅近人震钧氏《天咫偶闻》，则云：‘公初入军机，颇锐意欲有为，而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陈奏发行，急于星火，无暇推敲。且有明日拜章，而今日甫定稿，了无更正之暇。有所建白，亦多牵掣，所以入值未几，即力疏求去。’与薛书大相径庭。余意两说皆非虚构，大抵左初入京，意气必盛，都中书吏，遂用此法钳制之，左亦无可如何矣。此可见纯才之难得，而国事之不易为也。”

下面的这则清人笔记对这种情况讲述得更加清楚：

“昔左文襄罢西师而入朝也，愤纲纪之不举，盛欲有所整顿。朝中诸大臣颇相疑忌，而未有以相制。已而察知议政王亦不愿，于是群起而侮弄之，或举其可笑之端编为小诗，转相谐谑。缘左侯不习于陈对，其初陛见也，慈宫甚劳苦之，且曰：‘汝在外久，今在京须早起想不便。’左侯操湘音对曰：‘臣在军中，五更时便须弄起来。’诸人遂皆举此为笑。左侯又谓诸寅僚曰：‘吾之妾善为盐齑，虽乡味，颇可口。’翌日尚遣人分致，乃仅各馈少许。诸人编诗，亦遂入之。又左体肥，每当治事之时，喘息殊甚。诸臣伪为恭谨，相共扶掖，其实以为弄资也。又诸臣知其欲研究诸务，任其自行料检，左顾此则失彼，举端则不能竟尾，数日茫无头绪。已而两江总督缺出，遂简放左公督两江云。”

这些记载，可以跟前一种记载中贝尔斯的说法互相映证。

薛福成是李鸿章的心腹，他对于左宗棠当然会处处进行“力诋”，这是毫不奇怪的。而左宗棠进京之后看到朝中这些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的状况，感到不可思议，这里的情况和新疆前线士兵们的艰辛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他和这样一个官场处处格格不入，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他产生强烈的变革愿望，将自己的愿望对身边的“同僚”进行诉说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共鸣，从而一起推动这种变革，消除当时上上下下的腐败现象，使这个长期处于列强威胁中的国家，能够变得强大起来。他常常以新疆前线的情况跟北京的官场进行对照，来证明必须进行变革的理由。然而，他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牛弹琴，而且是与虎谋皮，因为这些听他诉说的人，正是腐败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怎么可能认同左宗棠的这些想法、跟他志同道合呢？还有，收复新疆，在出兵之前曾经遭到过罕见的强烈反对，许多反对者曾经断言此役不可能取胜，然而，这一仗最后取得辉煌的胜利，使他们之前的说法完全破灭了，那些权势极大的反对派当然要给自己寻找台阶，如果不把左宗棠弄得灰溜溜的，他们以后在官场怎么混？这种情况也注定左宗棠回京之后日子不可能好过。

左宗棠出身贫寒，又一直生活在民间，尽管后来身居高位，却依然长期保持着当年的本色。在西北，他经常穿着布衣，戴着套袖，居住在十分简陋的营帐里，冬天拥着棉被办公，夏天趴在白木案上写字，平日里五更天就起床，并且喜欢种菜浇园，随时随地都可以跟普通士兵坐在一起就餐，完全习惯于粗茶淡饭，从他身上，根本看不到一个一品大员的尊贵。但是，在高阳的小说里，左宗棠从西北他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来到天子脚下之后，虚荣心却突然莫名其妙地恶性膨胀起来，成了一个处处妄自尊大，争强好胜的人，似乎非要跟朝中的权贵们一争高下，跟他之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两种说法之下的左宗棠，显然无法合并成一个人。

这里还想插入一点对于郭嵩焘事件的补充。慈安的突然去世，是一个十分蹊跷的事件，大清国当时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在这个事件中疑点最大。左宗棠在慈安去世之前刚刚被召见过，当时这位太后一切正常，毫无身体不适的迹象，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当然充满疑窦，并且当百官被召集到宫中宣布这一消息时，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公开了自己的怀疑，丝毫不去考虑这种做法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左宗棠对于慈禧尚且如此，当他认为郭嵩焘的种种作为存在严重问题时，会不会由于郭嵩焘对自己有过救命之恩就闭口不言，也就不难做出判断了。[待续]

[续前]

清人笔记中，有一段名为《左相差官》的记载：

“清同光之间，湘阴左宗棠平定捻回各匪，功高威重，朝廷倚畀甚隆。麾下将校皆百战余生，迭保至提镇显职，然往往有不愿鹰专阃之寄。左相旌麾所至，拥护八驺，伺候若奴仆。盖军心固结，甘苦与同，故宁弃富贵如敝屣也。一日某差官奉左相命谒见藩司禀白公事，藩司故满州世家子，好自尊大，染官气甚深，平时待僚属极倨傲，呼叱漫骂，视为故常。差官投进衔帖后，传呼请见，送茶升炕，均以平等礼待之，盖因左相故格外优异。然以为差官必谨守礼法，万不敢竟与抗衡也。讵差官入见后居然升炕，毫不谦让，且箕踞而坐，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藩司已心厌之。比送客则又昂然出中门，迥异属员之趑趄不前腰弯背曲者。不觉勃然大怒，以为是不过区区一差官，左相之奴仆类耳，乃倨傲无理至此，岂真不识方伯之尊严耶？翌日谒见左相语其事，谈次颇愤愤不平。左相立唤差官至前斥之曰：‘尔等自恃战功，在本帅处随意坐卧，随意谈笑，故无不可也，藩司大人为朝廷大员，体制何等尊重，尔竟敢肆行无忌，以待本帅者待之，何不自量乃尔！其速叩头请罪，违则藩司大人一怒，吾不能代尔乞情也。’差官如言谢罪而退。有顷左相端茶送客，比其出也，则中门以外差官十余人俱黄马褂红顶花翎垂首侍两旁，前谢罪之差官亦在其列。藩司大惊，手足无措，乃一一对之请安招呼，步行至辕门外，然后登舆而去。盖藩司初时以为差官者必系寻常偏裨将校，而不意皆红顶黄褂之提镇大员，故回念前事，不觉愧悔交并也。”

高阳根据这段记载，在小说中出现了这样的段落：

“他的差官，大都是勤务兵出身，平时呼来喝去，视如仆役，但一到下属衙门，身份自然不同。到了江宁藩司那里，投帖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