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作个这样的设想：假如当时在广东担任巡抚的是潘祖荫而不是郭嵩焘，在出现那种镇平之战粤军不出一人一骑，导致闽军受挫，汪海洋逃逸等等的情况以后，左宗棠会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不对广东的兵事饷事进行抨击吗？恐怕未必。

左宗棠去世时，郭嵩焘写了这样的对联：“世需才，才亦需世；公负我，我不负公。”仍然表达了他对左宗棠耿耿于怀的心情，将彼此间的私谊与当年因为军务贻误遭到左宗棠指责的问题混为一谈，应该说气量稍稍短狭了一点。

郭嵩焘对左宗棠镇平之战以后的指责一直难以释怀，不仅将此事跟自己的搭救之恩紧紧捆在一起，而且对左宗棠奏折中的原话进行了改动，以加强自己遭到诬陷的说服力。高阳的小说则将郭嵩焘的这股怨气发挥到极致，不仅将这件事进行反反复复、颠来倒去的叙述，还不惜无中生有，满篇用恩将仇报、“昧杀良心”、“想取得广东地盘”这类字眼来进行渲染，然而，在他的洋洋大著中，却根本不对当年的广东战局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件进行任何具体的介绍，不去说说左宗棠对广东方面产生如此强烈意见的缘由。有兴趣的朋友如果自己去考证一下当时的详细史料，应该会对这段公案有一个更加准确的了解和判断。[待续]

[续前]

高阳的小说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左宗棠要去入覲——朝见慈禧，事前在京中贤良寺下榻。此时，大兴县知县递进了手本，按照惯例，大员过境或莅止，要由首县作东道主，备办一切供应，所有费用或由地方摊派，或者先挪用公款，务使贵宾满意。大兴县来后，小说中写道：

“‘我们大帅给贵县道乏！’奉命去‘挡驾’的差官，跟大兴知县说，‘再要跟贵县说一句，我们大帅向来不扰地方，贵县不必准备什么，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办，不劳费心。’

‘是，是！’那知县也知道左宗棠的作风，一年上百万的军饷过手，要什么有什么，不肯沾地方上的小便宜，所以根本也就没有预备。”

这段话看似平常，其实也是含有深意的。

当时像左宗棠那样地位的达官贵人，大多生活极度奢华，有的甚至连饮用水都是从万里之外的荷兰运来的，早在一百多年之前就养成了喝进口矿泉水的好习惯，其他方面的享受可想而知。高阳一句“一年上百万的军饷过手，要什么有什么”，就轻轻松松地把左宗棠跟这些人完全等同了起来，一笔抹杀了左宗棠跟这些人的差别，而实际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的，高阳的这种写法，对左宗棠当然也不公平。

清人《归庐谈往录》记载：“曾公蔬食自甘，幕府诸人，咸以为苦。左公则尤甚，遇事卒方食，即取七箸同餐，尽饱而止。仁和范郎中尝言赴衢州请兵时，大风雪，左公布衣羊裘，坐夹帐中，留一饭，白肉数片，鸡子汤一盆而已。后经略西边犹如此。”

另有清人笔记《名人轶事》记载：“文襄刚毅强果，已届耆年，精力不衰，虽日历兵间疾苦，未尝以况瘁形于颜色。边塞苦寒，雪压行帐，拥絮著缁，据白木案，手披图籍，口受方略，自朝至夕，不遑暇食。军事旁午，官书山积，日必次第治理。遇将士不尚权术，惟以诚信相感孚，贪夫悍卒，一经驾驭，罔不帖然。”

这类记载极多。当时的西北地区不习惯种棉花，棉花和布匹价格极昂，左宗棠为了节省衣服，最先使用套袖，许多人纷纷效仿他的方法，套袖便流行起来，因为它始自左宗棠，便被称为“宫保袖”。左宗棠行军打仗，从来不去侵占地方官的衙署，无论酷暑严寒，都坚持在营帐中居住。他常常身着黑色的布衣服，戴着套袖，可以随时跟普通士兵坐在一起，拿起筷子跟他们同食共饮，一个那样级别的高官，如果平日里天天山珍海味，面对士兵们的饭菜肯定是难以下咽的，而左宗棠却可以“尽饱而止”，他的日常饮食通过这一现象可想而知。他办公用的是一张从来没油漆过的“白木案”，遇到严寒时，就拥着被子坐在床上处理公务，尽管有时“官书山积”，事情很忙，却从来都是当日处理完毕，从早到晚，常常忙得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天天过着如此艰苦的军营生活，却“未尝以况瘁形于颜色”。从左宗棠的身上，恐怕找不到一点当朝“爵相”、一品大员的影子。对于这些事实应该非常清楚的高阳，却只用了那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把左宗棠的清廉简朴、丝毫没有官僚架子的做派全都一笔勾销了。在高阳的笔下，一个在底层士兵和百姓面前毫无大官派头的左宗棠，被描写成了刚愎自用、私心极重，处处都喜欢妄自尊大，并由此难容于天下、处处不受欢迎的人。[待续]

[续前]

高阳的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左宗棠从新疆回朝之后，朝中百官尤其是军机大臣们对他极其反感的内容，一个舍生忘死、历尽艰辛保住了大片领土的人，在北京却成为天地难容的人物，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高阳的小说中，“不过十几天功夫，发觉左宗棠天生是合不来群的人，心目中只有自己，并无同僚，印象大坏。”“左宗棠第一天入值，大家就头痛了”，这样的表述，比比皆是。然而，另外一些记载却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高阳的小说中，相关部分内容过长，就不一一照录了，下面摘录一些与之相反的内容，各位网友可以在阅读之后稍稍思考一下，孰真孰假，孰是孰非。

1937年，美国人W.L.贝尔斯(此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与史迪威是北平美国中文学院的前后同学。)写了一本左宗棠传记，这本书曾经发布了出版预告之后被封杀了，《书林》杂志1984年3月号，以《左宗棠的最后几年》的标题对这本书的第十四章作了介绍，其中对于左宗棠从新疆回朝之后的情况有较详细的叙述：

“左宗棠到了北京，发现自己直率的脾气和性格很不适应那里的环境。在进入城门以前，他就遇到一件敲诈勒索事的事。这种腐败现象弥漫于整个朝廷，使治理国家认真办事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已经形成一种惯例，凡是在地方任职期满后返回北京的高级官员，都要在城门口缴纳一笔捐献。奉献的多寡，视这位高官的个人情况和他在任职省份的地位，因人而异。那些刚从特殊肥缺上卸任的人，有时要付多达十万两的银子。当左宗棠到达城门口时，守门人要他付四万两银子。他拒绝支付。他说，是皇帝叫他到北京来的，所以他来了。如果进入国家的京城，向皇帝报到需要付钱，这笔钱应该由朝廷来付。至于他自己，一文钱也不想付。为解决此事，他在城门外等候了五天，而始终没有付钱。”

“左宗棠奉诏：‘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通常这样高级官员的任命，在北京照例是由太监来传旨，而接旨的人要赏给太监一笔可观的银子。当左宗棠接到任命时，他赏了太监一百两银子。太监惊奇的表情使左宗棠以为或许是由于他对自己的慷慨不胜感激，因此又赏了他五十两。太监于是问到咸丰皇帝的眼镜。左宗棠完全没有领会这一询问的重要含义，只是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几天以后，曾国藩的儿子碰到左宗棠。他同左宗棠的关系要比他大名鼎鼎的父亲还要好一些。他私下对左宗棠说，咸丰皇帝眼镜的事已经成了宫中的话题。太监们的要求还是予以满足为妙。左宗棠不大理会这个建议，只是顺便问起太监们要多少钱？曾国藩的儿子说，单是皇帝赏赐的眼镜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太监们认为可以考虑给他们十万两银子。但是，如果能出一万两，也许可以满足他们了。这一建议，左宗棠认为是异想天开，只是一笑置之，未予认真考虑。

过了一些时候，左宗棠没有听到这件事的下文。一天，在同曾国藩的儿子谈话时，左宗棠又讲到前些时候向他提出的那个建议。大意是说，对太监们的要求不必过于认真。曾国藩的儿子笼统地对他说，‘对了！我还忘记告诉您，恭亲王正在为太监们起哄而担心。为了免得给各方面带来烦恼，他已经同他们谈妥，给他们八千两银子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