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曾国藩和李鸿章没有采纳左宗棠重视广德的建议，大批太平军通过广德进入江西，后来到了福建，福建的军事压力一下子空前加大，而江苏地区的大批湘淮军成了摆设。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命令号称战斗力最强的铭军前往福建增援，经过再三推托之后，李鸿章“不得不酌调协剿，仰副朝命”，勉强派郭松林、杨鼎勋带领八千淮军赴闽。关于这次郭、杨二人赴闽，李鸿章这样议论：“诸将皆不归心于闽帅（左宗棠），郭系福建实缺（提督），又奉旨催赴任，义无可辞”，这才不得不去。“昨派八千人航海赴厦门，当于三月初到防。惟将帅恩信素不相洽，未卜能否得力。用兵十余年，至今日而稍见功者，委任专而事权一也。若以此军隶别部，兵与将不习，上与下相猜，必不能用人之死力。”
这些话，已经把这八千淮军入闽的无奈，以及入闽之后的种种弊端讲得很清楚。如果这支淮军入粤，最终的总指挥依然是左宗棠，他当然有从全局考虑的责任和权力，经过权衡之后，决定让这样一支“恩信素不相洽”的部队回到江苏，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在攻击镇平时，已经充分考虑了广东部队战斗力较弱的情况，让两万多名闽军负责东、南、北三个方向，江西的一万余人负责西北，广东仅仅负责西南一隅，应该说已经大大减轻了粤军的负担，而粤军即使在受到极大照顾的情况下竟然没有一兵一卒参战，作为一个拥有七万人庞大武装的省份，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郭嵩焘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抱怨左宗棠不该让李鸿章的淮军返回江苏，把广东的防务完全交给外省，自己充当看客，这种抱怨的理由当然是不充分的。
郭嵩焘在镇平之战以前，曾经对于广东的绿营大加赞扬：“方耀本系粤中名将，素与卓兴齐名；郑绍忠沈毅多谋，勇敢无敌，且能驭军严整，洵为绿营中不可多得之员。两军部曲中，尤多勇略之士，志切同仇，是以逆匪屡犯埔城，均经该将等麾兵击退。此次苏边之战，风弛电发，莫不以一当百，合两军万余人而能摧败悍逆数十万之众，实属异常出力，懋著勤劳。当兹用人之际，应请破格拔擢，以资鼓励。”左宗棠当时就在给郭嵩焘的书信中让他自己看看“诛贼万余人”之类的说法，是否真的符合事实。短短数月之后郭嵩焘又对粤军作出了前面那样的表述，差异之大，令人吃惊。这种情况当然让他下不了台，也就不能不由此产生对于左宗棠的强烈怨恨情绪。将这种情况的责任归罪于左宗棠，或者以曾经施救过的原因要求左宗棠对战场上的情况缄口不言，显然都是无理的。
关于镇平之战，左宗棠在给前敌现场指挥的“副帅”刘典、在福州料理全省战争善后工作的福建巡抚徐宗干等人的信件中，所用的措辞要比在奏折中的严厉得多，由于粤军在镇平之役中畏葸避敌，不仅使汪海洋由此逃脱，甚至给破城之后跟踪追击的闽军造成重大损失，广东的那些名将，竟然连装装样子现一下身的胆量都没有，这些事实当然会引起前敌所有闽军将领和士卒的忿忿不平，左宗棠在和他们交流时，也必然将这种愤怒和震惊的心情毫无保留地充分释放，但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则要隐忍得多。反过来，如果在奏报中对粤军的表现只字不提，对闽军显然是不公平的，恐怕也难以对他们作个交待，把左宗棠的这种奏折说成是对郭嵩焘个人进行打击，同样完全不符合事实。
郭嵩焘曾经对左宗棠讲过他和瑞麟之间的矛盾，左宗棠在介绍这一情况时说：“郭嵩焘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臣曾以圣明在上，遇事宜慷慨直陈相勖，而郭嵩焘复函时以时艰同值，宜委屈以期共济，颇以臣悻直为非。兹因粤事贻误已深，忧惧交集，始侃侃直陈，而已无及矣。谕旨责其负气，责其不据实陈奏而称疾乞退，是郭嵩焘咎由自取，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亦不敢因亲好私情稍涉回护也。”他在这里说自己曾经早就鼓励郭嵩焘将实情慷慨直陈，而郭嵩焘则认为应该委屈求全，和衷共济，甚至以左宗棠的“悻直为非”，最后落得这样贻误战局，自己遭到申斥的结果。显然，他并不认为郭嵩焘有多少过错和责任，只是认为他不善于处理巡抚的各种业务，也不善于应对官场中的各种矛盾而已，甚至以郭嵩焘反对自己的处理意见来反衬他在处理跟瑞麟的矛盾时委曲求全、和衷共济的苦心，这些显然都不是落井下石应有的说法。
经过这样一场风波之后，两广总督瑞麟不得不辞退了自己的师爷徐灏，但他和郭嵩焘之间的矛盾则已经不可调和，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状况，尽管徐灏走了，总督衙门里被指责的其他幕客、门丁、书吏等人也绝容不下郭嵩焘。应该说，这是郭嵩焘去职的根本原因，有没有左宗棠，恐怕都无法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嵩焘即使硬留在广东，日子肯定也是十分难熬的。[待续]
[续前]
但是，这些情况毕竟跟左宗棠无关，他不该在后来的奏折中推荐蒋益沣去广东筹兵筹饷，更不该点明广东的军队长期以来疲弱不堪，是由于军饷严重短缺造成的，早在叶名琛、黄宗汉担任两广总督时，就存在“饷薄令驰不能驭将”的情况，恶性循环，长期延续，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幸的是，左宗棠却偏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臣抵大埔，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收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郡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浙江布政使蒋益沣，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左宗棠对于广东的财政状况缺乏确切的了解，仅凭闽军入粤之后广东方面的“吝啬”而对该省军饷问题所产生的印象以及一些道听途说进行主观臆测，以为郭嵩焘的工作能力不足，远逊于蒋益沣，这些显然是错误的，也很快被事实所证明。
在1999年版人大编的《清通鉴》里，根据郭嵩焘、王闿运等人的说法，有这样的叙述：“时左宗棠督闽浙，兼领赣、闽、粤三省军务，以郭嵩焘不能筹饷，四疏参劾。最后一折专劾其潮州厘务。略言：广东厘捐办理不善，天下皆知。臣驻军饶平，距潮州为近，士绅来见，询及厘捐，只得二万金。潮州地大物博，假使办理得法，每月尚不止两万金。今以一年收数，尚不及一月之收数，即潮州一府论之，厘捐办理不善，不问可知，非得蒋益沣前往督办军务兼理粮饷，乃不能有起色。宗棠言之凿凿，而嵩焘怨意难平。不但指其言诬，并论其心亦太酷矣。宗棠、嵩焘均湖南湘阴人士，相交几三十年，前宗棠构陷湖南，嵩焘曾力救之。嵩焘经曾国藩举荐，署粤抚近三年。上年八月，嵩焘奏请开缺，清廷以其语多负气，传旨进行申斥，并不准开缺。至是被宗棠所劾罢，而后朋友之义亦绝。”
需要指出的是，郭嵩焘的叙述对左宗棠的话进行了改窜，稍稍将以上内容和前面左宗棠奏折中的原话进行比对，不难发现其间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人大的《清通鉴》此处已有以讹传讹之嫌。
蒋益沣是湘军大将刘长佑的部属，左宗棠在援浙时因兵力不足奏调之后来浙江一道共事，这段时间里，蒋益沣的仗打得不错，应该说“筹兵”没有问题。浙江平定之后，蒋益沣担任藩司，一方面抚恤百姓，休养生息，另一方对全省事务进行整顿，清除积弊，尤其是修改了杭州织造兼管的南北两关章程，使浙江的财政大见起色，每月可以提供十四万两的军饷。毫无疑问，“筹饷”也是比较出色的。
但是，蒋益沣担任藩司时，浙江巡抚由左宗棠兼署，此前浙江全境被太平军占领，平定之后整个浙江官场被全部更新，这样，他行政时的阻力会小得多。尽管后来左宗棠离开浙江，但仍然是闽浙总督，有兼辖之权，而继任的巡抚马新贻初来乍到，也不便对原有状况做出大的改变，李鸿章曾经以同年的身份嗾使他减缩每月十四万两供应闽军的军饷，马新贻回答说，福建军务是否顺利，将直接关系浙江的安危，不能减少福建的军饷，婉转地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蒋益沣当然诸事得心应手，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左宗棠以为蒋益沣的工作能力出色，已经经过实践检验，到了广东也完全可以使那里的情况大大改观，这样的看法，则是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