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活动上海道的职务，鲁白阳花费了大把银子，结果全都打了水漂。一个淮军组建时期就拥有候补道资格的元老，最后竟然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足见李鸿章对这次账本事件的重视程度。
那位由于后来杀身成仁，给淮军撑了脸面的聂士成将军，是鲁白阳的亲戚，看见鲁白阳干了二三十年也没有多少积蓄，便拿出自己三分之二的家产来支持他，让他用作活动上海道职位的资金，以帮助鲁白阳摆脱李鸿章长期的压制，改善其所处的不合理境遇，这样一个举动，固然有亲戚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聂士成对这件事的立场和态度。[待续]
[续前]
李鸿章这段时间的军需报销清单中表明，每年收入总数约四百一十余万两，每月平均三十余万两，较他向曾国藩报告的数字略多。但这个数字并不仅仅是上海的厘税，还包括了海关的关税以及上海以外江苏其他地区的收入，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笔者不能做出十分精确的结论，但以上种种情况，都说明李鸿章到上海之后，有了非同寻常的经济实力。尽管曾国藩后来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在第二年跟李鸿章达成了每月四万两的拨款协议，上海每月还要接济镇江三万两饷银，但这些数字不仅只是收入的零头，并且还只是理论上的，因为这个议定的数字经常交付不足数甚至分文没有，镇江冯子材的部队隶属江苏，由江苏巡抚承担军饷是分内之事，但也有过一连数月分文未得的情况。李鸿章在这段时间里写给曾国藩的书信，哭穷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而在他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则每次都必然大叹苦经，似乎他成了天下最穷的掌兵人。
李鸿章的淮军士兵，作战时志在财货，由于他们控制的上海有诸多洋行买办，可以很方便地将手中的物品变成银子，因此，在作战时往往大肆掳掠抢夺，同治元年，铭军兵勇曾经闯入奉贤县令住宅，持枪将县令本人击毙；同治六年，盛军在河南少拜寺一次杀死百姓居民达一百三十余人之多，都形成讼案；李鸿章的六弟带兵在嘉善西塘纵火大掠，最后却是掌管西塘的嘉善县令汤成烈倒霉，被摘去了顶戴。当时的淮军，“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一些淮军将领往往家资数百万，“盖皆从贼中得之者也。”如果加上这方面的因素,李鸿章的财力就更加惊人了。
手中有了钱，也就有了在朝中打通关节的资本，有人说，李鸿章每年仅春节一次孝敬慈禧、李莲英等人的“例钱”就多达二百万两以上，笔者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详细史料，但从前面谈到的这些情况看来，李鸿章的确有支付这种巨额贿赂的能力，则是毫无疑问的。收到巨额贿赂的朝中显贵，当然会以李报桃，给李鸿章以种种支持。于是，无论在部队的实力还是在朝中的“奥援”方面，都迅速超过了一直在浙江艰窘无比的左宗棠，就连曾国藩很快也被他甩在身后，过了没几年，就取而代之了。同治初年的南洋大臣，就让当上江苏巡抚不久的李鸿章兼任，按照道理，这个职务应该非两江总督曾国藩莫属；等到后来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时，清廷则规定直隶总督同时负责总理衙门和北洋防务，顺理成章地负责外交和海防、海军，权势空前，就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了，这些表象后面，大概都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待续]
[续前]
六、高阳小说中的种种
高阳的小说《慈禧全传》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在大陆热销，高阳对于史料非常熟悉，笔法老到，的确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在一部以晚清官场为题材的小说里，左宗棠当然也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左宗棠一生为官清廉，不阿不谄，生活节俭，关心民生，在垂暮之年更能抬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对中国的国家版图做出了极大贡献，临终时又两袖清风。但他在大陆被长期视作历史罪人，遭到批判，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除了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外，其余的历史人物都属于“四旧”，属于反面角色，像左宗棠这样的人被列为历史罪人，当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而高阳是台湾作家，不受这类政治因素的影响，可在他的笔下，左宗棠却依然成为一个既可憎，又可笑的反面人物。他第一次在小说中出场，作者就用了一句“仪从煊赫，俨然凯旋班师的模样”，不仅将收复新疆这一慈禧执政期间的重大事件一笔带过，并且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对于这次战争不以为然的态度，在后面的许多章节中，都对左宗棠进行了大量的抨击。高阳为什么会这样描写左宗棠，其原因暂不可考，但他的描写与历史事实是否相符，我们则是可以稍稍一探究竟的。
高阳的著作中，说得最多的是左宗棠上奏指责郭嵩焘筹兵筹饷不力，结果让后者丢掉了广东巡抚的位置，“恩将仇报”的事。一方面是郭嵩焘在樊燮案中出手相救，有恩于左宗棠；一方面则是左宗棠在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对于广东的兵事饷事大力抨击，最终让郭嵩焘丢了巡抚的位子，在高扬的著作中，这件事被反反复复一再提及。
例如，在《清宫外史》上卷中有这样的描写：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然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合，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沣继任广东巡抚。其间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煞良心才下笔的。”
左宗棠在和郭嵩焘的关系中，心理是否真的如此阴暗？这件事情的详情究竟是什么样子？
左宗棠对郭嵩焘的“攻击”，发生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广东的镇平之战。当时，太平军余部汪海洋占据镇平及其周边地区，李世贤在福建被击溃之后，本人下落不明，他部下的散兵先后来到镇平投奔汪海洋。汪海洋以没有保护好李世贤的罪名，将其中一些将领关押然后大开杀戒，让李部将士深感不安和愤怒。后来，李世贤本人也费尽周折来到镇平，其部下便纷纷向他投诉汪海洋的疑忌暴虐，排斥异己，李世贤也颇怨汪海洋此前永定之战见危不救。这种情况增加了汪海洋本来就有的惶怵不安，李世贤之前的职务和身份都高于汪海洋，由于担心他到来之后对自己不利，汪海洋派人在夜间趁其酣睡时将他杀死，并且接连杀死了他的好几名部将。第二天，汪海洋张贴告示，声称李世贤已经投敌，“侍王心怀险毒，不得已而行此法”，但部属们将信将疑，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太平军内部的种种矛盾，军心涣散，外围的据点逐渐丢失。汪海洋是安徽全椒人，并不打算长期呆在广东，时刻希望到江淮一带去闯荡，无奈在向西北方向突围时遭到江西娄云庆、席宝田部阻击并被打败，只好返回退守镇平。
这一年的八月初一（９月２０日），镇平以南的长乐太平军献城投降，广东粤军占领该城。总兵力两万多人的闽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包围了镇平，镇平的西北有江西的部队，拥有七万额兵的广东只要负责守住西南方向即可，这一战如果顺利的话，整个战事基本上就结束了。但粤军一直在远处观战，根本没有前来合围。八月初九，闽军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汪海洋开启西门，向镇平西南逃去。
闽军跟踪猛追，一连六天六夜，但在八月十五日（１０月４日），中途中伏，死伤达数百人，都司关镇邦被击毙，营官冯南斌重伤，辎重军火全部丢失。受到这样的重挫之后，左宗棠如实奏报，并且埋怨在镇平之役中，广东方面的粤军没有派出一人一骑助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