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张晚清的图片，一段时间来在电视、网络和各种纸质出版物上频频亮相，被炒得火热，图片上是一些晚清大吏聚集的场面，曾国藩和李鸿章端坐上首，而左宗棠等人则坐在下方。其实，这是当时的某些政治集团根据自己需要炮制出来的“假新闻”，如果使用照相机，在整个晚清是绝对拍不到这样的画面的。
曾、左、李三人“欢聚一堂”的情况，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咸丰十年，左宗棠受樊燮诬告，亡命天涯，曾经在曾国藩的宿松大营待了二十来天，此时李鸿章已经前来投靠曾国藩，常在曾左会面时作陪。但是，当时的左宗棠尽管也具有四品京堂的资格，但他的正式身分依然只是一名举人，并非官场中一员，此时又是“钦犯”，当然更不可能身穿朝服出现在那样的正式场合，图片所记录的显然不是这一次。第二次是咸丰十一年下半年，曾国藩将大营从祁门迁往东流之后，左宗棠此时负责景德镇一线的防务，有时驻所离东流大营仅六十里，便来曾国藩处会晤，在外地逗留一年的李鸿章又重新回来投靠师门，当然也会出现其中。那么，这时的李鸿章能够坐在那样的位置上吗？左宗棠在数月之前已经是正式的帮办大臣，地位仅次于曾国藩；而李鸿章尽管受到曾国藩的恩遇，一些人将他比作“参谋长”，可在这样的正式场合，一个未经任命的参谋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高踞于正式任命的副司令之上，果真如此，岂不乱了体制？
接下来，左宗棠去了浙江，曾国藩在安庆，路途遥远，且两人之间隔着许多太平军占领的地区，如果左宗棠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和曾国藩会面，带的人少了，显然很不安全，带的人多了则目标过大，同样行不通。当时的交通条件非常原始，一次这样的往返需要大量时日，由于众寡悬殊，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左宗棠也很难再有机会抽出这么多时间去跟曾国藩碰头；从李鸿章所在地上海到安庆去，所费的周折就更大了，恐怕更加行不通。即使图片所反映的是这段时间的情况，由于左宗棠已经是闽浙总督，而李鸿章只是江苏巡抚，如果真的出现那样的场面，身为巡抚的李鸿章位置排在担任总督的左宗棠之上，也是完全不合体制的。同治三年之后，曾左完全反目，断了往来，连书信都没有了，当然更不会见面，不可能再出现图片上那样的聚会了。
也就是说，曾国藩和左宗棠只在咸丰年间才见过面，进入同治时期以后，两人就再也没有碰头，因此，李鸿章要在曾左同时在场的情况下出现，只能在咸丰时期。然而，李鸿章从咸丰二年跟着吕贤基离开北京回乡办团练开始，便“宛转随人盖九年”，整个咸丰年间一直碌碌无为，并无建树，他在曾国藩那里只是一个掌管文案工作的幕僚，到去上海之前，也不过在金陵帮忙，金陵大营的司令是曾国荃，李鸿章不可能越过曾国权当上老大。即使不算左宗棠，当时的湘军帐下，也轮不到李鸿章来坐第二把交椅。因此，那张画面上的情景，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在真实的晚清生活之中的，这只是一个根据拔高李鸿章的需要炮制的假新闻而已。
咸丰二年，李鸿章随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奉旨回籍办理团练事务，吕贤基虽然担着钦差大臣头衔，但毕竟一大把年纪，又是个文官，对军事一窍不通，实际上处处以李鸿章这个年轻后生的话为准，李鸿章是北京来的翰林，奉旨行事，又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为了避免李鸿章年纪太轻，在地方上影响力不够的弊病，其父李文安也一同从北京回家帮助儿子共襄大业。于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只要李鸿章确有过人的本领，完全可以有一番作为，开辟一个引人注目的天地了，照道理，那支后来不可一世的淮军，也应该从这时便所向无敌，纵横天下了。
然而，此时的李鸿章尽管“绿林”来了钱财充作军饷，拉起了自己的队伍，但除了猛进、浪战之外，却谈不上任何章法，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在舒城，李鸿章千辛万苦创建的部队碰上胡以晃，三下五除二就被全歼了。危急关头，他骑上一匹快马临阵脱逃，丢下吕贤基投水自尽。这样，手里的第一份本钱就全部赔了个精光。
接下来，李鸿章又凭着师生之谊，走进了安徽巡抚福济的幕府。福济是个旗人，对这个学生相当照顾，当时侥幸攻克了含山、巢县，便把功劳都记在李鸿章的名下，尤其是咸丰五年，清军攻克庐州，福济更是立即上奏朝廷，授李鸿章福建延津绍道道员，赏戴花翎，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获得了知兵的名声。
然而,如果对照一下清军攻克庐州的实际情况,不免会对李鸿章究竟能够在这样一次战争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产生疑问。按照相关记载，当时指挥这次攻城战并总统各路人马的,是江南提督和春,经过往返争夺，清军逐渐包围庐州，和春派副都统常清、西安将军麟瑞、总兵郑魁士、珠克登、副将嵩瑞等人带兵潜抵各门城根，暗中联络内应，举火为号。夜半四更后，城内火光四起，清军缘梯而上，城内守军仓促应战，伤亡数千人之后，庐州遂被清军攻克。
不难看出此战的指挥者、参战部队都另有其人，应该跟李鸿章关系不大，然而，李鸿章却由此获得越级提升和知兵的名声，堪称名利双收，他得到了福济的格外关照，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李鸿章毕竟不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尽管有巡抚的照应也无济于事。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太平军加强了对安徽的攻势，节节胜利，就在别人都认为应该躲避锋芒的时候，李鸿章坚决主战，并且在其他人的强烈反对之下一意孤行，结果，他的队伍刚刚出动，就在太平军的攻势面前不战自溃。李鸿章此时的表现很像靖港之败中的曾国藩，不同的是曾国藩当时立起一面大旗，写上“过旗者斩”四个大字，拼命阻挡溃卒，李鸿章的做法则要更加原始一些，躺在地上挡住去路，拼命阻拦败兵，但却毫无效果，只好又一次临阵逃跑。由于这次失败实在惨重，大批清军据点被太平军拔除，连李鸿章家乡的寨子都被踏平了，战败的责任当然无可推托，福济无法再袒护李鸿章，便让李鸿章回家为父亲守制，并且在守制期满之后去北京继续当他的翰林。此时李文安已经去世一年之久，福济实际上是炒了李鸿章的鱿鱼，只不过方式比较委婉而已，算是很客气了。等到李鸿章大富大贵之后，福济已经去世，李鸿章对福济的遗孀格外照顾，他心知肚明，福济当初丝毫没有对不起自己，尽管最后炒了他的鱿鱼，也完全是事实清楚、责任分明，不得不秉公处理的结果。
走投无路的李鸿章无法再在安徽立足，只好带着母亲和弟弟们离开老家，逃往江苏的镇江。
如果李鸿章真的有什么非凡的军事才能，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头，福济怎么可能舍得让他走？李鸿章在这段时间里由一个七品芝麻官当上了道员，官职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却由于实在没有什么军事上的本事，最终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家乡。尽管有些人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受到同僚排挤、对福济的政策不满等等，然而，这些都只是掩人耳目的理由，恐怕吃了败仗，让那个吹出来的“知兵”的肥皂彻底泡破了，才是真正的原因吧。［待续］
[续前]
李鸿章自咸丰三年年初离京回乡办团练，到咸丰八年岁末，中间有六年之久，如果他真有什么过人的本领，这么长的时间里肯定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事实上，各种介绍李鸿章的传记、文章，对他在这段时间的经历都语焉不详或者一带而过，这种现象说明，六年中的李鸿章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吹嘘的资本，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出众的才华。
六年之后，李鸿章前往曾国藩的湘军大营，投靠自己的恩师。如果把曾国藩那里看作一座军校，三年时间，能够将李鸿章由一个不愿回首战场经历的将军打造成为所向披靡的军事家，那么，这座军校就未免太神奇了。李鸿章在这三年里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经历？
第一年，入学教育，告诉李鸿章必须遵守军营纪律，不能睡懒觉，不能说谎，必须按时起床，集体就餐。然后让他做一些军营里的文案工作。
第二年，逃学，由于跟校长发生分歧，弃学而去。
第三年，复学，接着被派到曾国荃的金陵大营里实习,然后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