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典型的例子是，“咸丰七年(1857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讙。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这样的大规模的动作，无疑极大地影响了某些人的收入，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盼望对湖南当时的现状进行改变，要实现这种改变，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对骆秉章身边倚重的人下手，打破骆左联合的结构。
尽管在湖南乃一人之下的身份，但实际上理应由藩司掌握的人事、财政大权统统旁落，不能过问，而文格本来就比较贪婪，他后来担任山东巡抚，为了弥补在湖南期间的损失，变本加厉地索贿受贿，甚至连他的门丁都拼命向前来办事的人索要门包，因为做得太过分了，终于被人告发，最终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连山东的藩司、臬司都跟着受了连累，同样被降了三级。当然，这是后话，与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无关，但是，一个这样的人，无法长期忍受骆秉章和左宗棠联合行政的现状，则是毫无疑问的，自己的切身利益，显然要比他跟左宗棠的那点交情分量重得多。
于是，文格就利用他在官场中的地位，开始频频发力。[待续]
[续前]
首先是制造舆论，最著名的一条是当时在湖南流传很广的说法，叫做“幕友当权，捐班用命”，前一条当然是指左宗棠，后一条则是指并非科举出身，而是靠捐纳进入仕途的道员裕麟。再如，当时的制度，巡抚兼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而湖南官场则将左宗棠称为“左都御史”，去掉一个副字，意即他的权力在骆秉章之上。更有传言指责湖南是“一印两官”，意为骆秉章的大印实际上操在没有官职的举人左宗棠手中。
咸丰七（1857）年，文格指使的人向清廷举报，首先指名参劾主管全省厘税的裕麟，并列举了许多罪状，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朦捐”保升道员，出任岳州知府，就是说借着管理厘金的机会，假称自己缴纳了捐款获得提升，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出钱。告状的人还说“僚属共知其谲，上官偏受其欺”，将矛头直接对准骆秉章。清廷下诏，要求骆秉章“按照所指各款详细查明，据实严参，毋稍循隐”。这份参劾如能得逞，将会给骆秉章和左宗棠以重大打击，举报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使骆和左知难而退，各有收敛。
对此，骆秉章毫不含糊地用客观事实逐条驳斥了所有对于裕麟的指控，并且说：“总局司道及船炮局绅，臣无数日不接见之人，如果裕麟实有冒捐之事，道路皆知，谁肯代为掩饰？”理直气壮地批驳了所谓裕麟朦捐的指控。
这份告状折子还提出，在长沙有“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的民谣，以此证明骆秉章用人不当，存在着严重问题并已造成广泛影响。对于这些指控，骆秉章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在复奏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至所称省垣有‘幕友当权，捐班用命’之谣言者，自谓留心察访，似非无因。臣维官之有幕，天下皆然。幕友所办之事，皆官之事，然必本官裁决定夺而后施行。是官之权，非幕友所得干也。如有不屑之幕，本官纵为欺蒙，事迹岂能免败露，何以省垣有此谣言而臣等一无所闻乎？至人才量能器使，本无科甲捐班之分，则又不足言也。”这样的回答，把那些谣言制造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次弹劾如能得逞，左宗棠应该早在咸丰七年便会因此案的牵连被逐出湘幕，提前结束他的幕僚生涯。由于骆秉章丝毫没有因为文格发起的攻击自乱阵脚，才使那些背地里企图借裕麟事件来搞垮左宗棠和骆秉章的企图没有得逞。
然而，文格并没有因这次失败而认输，他还在暗中窥伺，终于，在樊燮遭到弹劾之后，他认为又一次机会来了。于是，他一方面怂恿樊燮到湖广总督衙门进行控告，湖南的大权被劣幕左宗棠把持，甚至鼓励樊燮去都察院京控，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则亲自出马，利用他跟湖广总督官文都是旗人的便利条件，暗中向官文煽风点火。有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之后，文格这次加大了力度，一心要获得成功，彻底改变湖南政坛的现状，迎来自己盼望的好日子。应该说，这是事情的内幕，也是问题的实质。
文格一方面在暗中策划制造事端，但在表面上则很会做人，骆秉章在北京对樊燮的问题进行口头陈述之后，回到湖南开始进行樊案的调查，文格是此事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等到后来湖广总督官文按照樊燮的指控追究左宗棠和永州知府黄文琛、署理永州镇总兵候光裕，湖南臬司将左宗棠的名字排在三人中的第一个，文格此时出面，假惺惺地将左宗棠排在第三。在此之前，他更是有件事很得左宗棠的好感：罗泽南在武昌城下身负重伤，命在旦夕之间，由于当地正在战乱之中，湖北方面只好派人来湖南购买人参，给罗泽南治病，文格从自己家中拿出了一两四钱人参，分文不取。从此，左宗棠对他更是亲近有加，将他认定为好人。他的表面现象瞒过了从来不去琢磨人情世故的左宗棠，使左宗棠直到最后都没有去怀疑他在这些事件中扮演的真正角色。但是，胡林翼可以从官文那里了解情况，对事情的内幕清清楚楚，只是不便明说，他告诉左宗棠：“间公者，湘人，非鄂人，此沛公司马之类也，何足介意。”十分清楚地点明樊燮事件是“有人唆耸”所致。显然，事情的真相远不像野史中描写的那么简单。
骆秉章也并不是传言中所说那种无能的庸人，清人笔记中说：“花县骆文忠公秉章于舆地之学最讲求，办公事中别有一案，陈图其上，时时玩之，后行军竟得此图之力。”一个能够时时对着地图进行思考的人，当然是一个非常注意研究、讲求实际的人，在当时的官场中应该非常难得，绝不可能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离开左宗棠之后，骆秉章成功地领导湖南打退了石达开的第二次进攻，后来调任四川总督，在没有左宗棠参与的情况下，他照样全歼了石达开所部。“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及其殁，巷哭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云。”这些与传闻不同的记载，都可以说明真实的骆秉章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待续]
[续前]
骆秉章第一次担任湘抚，在太平军围城的关键时刻奉旨赴京，改由张亮基接任，但骆秉章并没有离开长沙，曾经亲眼目睹了左宗棠辅佐张亮基守城时的表现，等到张良基调任署湖广总督时，骆秉章任湖北巡抚，督抚同城，又在一起工作，由于这样的经历，他认定左宗棠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
第二次出任湘抚之后，得知左宗棠已经回家，便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将左宗棠罗致身边，并且不惜委曲求全，答应了后者提出的所有条件。左宗棠到来之后的第一年，骆秉章还事事过问，等他发现左氏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操守清严，精力旺盛，将一切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完全可以放心，这才对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一切都建立在心中有数的基础之上，这当然不是一个庸碌无能的官员能够做到的。
左宗棠对于骆秉章自始至终都非常敬重，骆秉章离任之后，继任的湖南巡抚毛鸿宾向左宗棠询问前任的一些情况，左宗棠在复信中谈到了他对骆秉章的评价：“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筹，九载于兹，形影相共，惟我知公（骆秉章），惟公知我。虽以此为媪相（官文）所不容，为小人所共构，未敢以此几微变其初度也。外间论者，每以籲公(骆秉章)之才，不胜其德为疑。岂知同时所叹为有德者，固不如籲公；即称为有才者，所成亦远不之逮乎。”就在这封信里，甚至还非常坦率地谈到了他对继任者毛鸿宾的看法：“公（毛鸿宾）今开府吾湘，涤（曾国藩）、润（胡林翼）两帅均谓公才、公望有远迈籲公者，宗棠不敢为雷同之论”，直截了当地说毛鸿宾才望未必能够超过骆秉章，即使有曾胡两个大人物这样说，左宗棠也依然持完全不同的意见，左宗棠对骆秉章能力的评价，无疑是非常高的。后来，当他知道骆秉章老家祖坟的坟地被人侵占，时为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不予制止，感到十分遗憾，因为在左宗棠心目中，始终将骆秉章视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一个难忘的知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他也就不会在湘幕中不辞劳苦并且停留那么长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