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继骆秉章之后担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的说法，左宗棠“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巡抚衙门是个高级别的去处，这里的师爷是分专业的，刑名钱粮各有专攻，各自要拜不同的前辈为师，有许多诀窍，彼此并不相通。而左宗棠由于在陶澍家中早就对两江总督府遗留下来的各类公函有过深入的研究，一上岗不论哪种师爷的业务都是熟手，大包大揽，毫无疏漏，当然，所谓诀窍，就是以前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比如灰色收入中的陋规等等，在陶澍家的文件中是看不来的，可左宗棠和骆秉章一道，将湖南官场从前的套路全部打乱，不仅对吏治进行整顿，而且将税制作了极大的改革，剔除中饱，从而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他不仅能够处理这些日常公务，还是拟写奏折的高手，骆秉章的奏稿，全部出自左宗棠之手，完成之后，骆秉章本人不复检校。如果说上面这些工作师爷中的良者也可以做得到的话，那么，左宗棠同时能够对军事部署得心应手，则是师爷之中绝无仅有的了。这一条更是他的长项，一进入骆幕之后，便“专湖南军事”，左宗棠两次走进湘幕，都是在军情紧急、城门紧闭的情况下，用绳子缒着进入长沙城的，但是，他辅佐巡抚治理湖南之后，长沙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军事上的险情。就这样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在干戈四起的氛围中，为湖南打造了一个战争时期相对安定的环境。
骆秉章得到一个这样的师爷，当然无论如何都舍不得放手，而左宗棠也对于遇到这样一位难得的东家十分庆幸，一心一意地当他的幕僚，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他已经十分满足，对于当官，不但不去主动追求，反倒有一种畏忌。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态度也可以反映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也应该跟其他人一样毕恭毕敬，让这位二品大员对自己有个好印象，尽量跟曾国藩保持良好的关系，为自己将来在官场中的道路作点铺垫，以左宗棠当时的条件来看，做到这一点应该并不困难。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这样处理根曾国藩的关系，而是俨然像个自封的“纪委书记”一样，对曾国藩“面折人过”，只要曾国藩有“短处”，他便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这也正是曾国藩始终对他敬而远之的重要原因，左宗棠当然心知肚明，却依然我行我素，不少更改，如果真的有其他湘军人物们那样的个人目的，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有这种表现的。[待续]
[续前]
本来，身处骆幕中的左宗棠，在骆秉章离任之后，便不可能继续留在湖南巡抚衙门之内，再当他的师爷了，按照清廷的规定，后任官员是不准留用前任的幕友的，这是一种专门用来防止弊端的措施，一旦违禁，将会遭到很严厉的惩处。左宗棠是张亮基的师爷，骆秉章聘来自己幕中，已经多多少少有点触犯“纪律”，好在左宗棠后来随张亮基去了湖北，中间有一点点间隔，不算直接留任，但在骆秉章走后，则是绝对不可能再给后来的巡抚当幕僚了，而骆秉章比年近半百的左宗棠大了整整十九岁，显然年事已高，去日无多。左宗棠即便此后为了弥补没有考中进士的心中缺憾，重新参加会试并且终于金榜题名，由于早已年逾五旬，恐怕也很难再有心思步入官场，并且，即使当了官也依然无法逃脱前面说过的那三种结局，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他所希望的。
对于左宗棠来说，在巡抚衙门当师爷的数年时间里使自己平生所学到的知识得到了展示和验证，已经不留遗憾，如果一切按照正常的轨道发展，最大的可能，就是在离开骆幕之后，仍然回到柳庄设馆授徒，继续中断数年的农学研究，当他的湘上农人了此一生。而他跟曾国藩之间，借用一句现代语言，属于两股道上跑的车，应该是不会发生多少碰撞的。
然而，当时的事情并没有按照正常的轨道进行，而是出现了一个意外，这才使一切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个意外，就是几乎给左宗棠带来生命之危的樊燮诬陷案。[待续]
[续前]
许多关于此事的叙述都说，这件事是由于永州镇总兵樊燮前来省上找巡抚办事，骆秉章让他直接去找左师爷。见面之后，举人出身的临时工左宗棠莫名其妙地非要逼着身为朝廷二品命官的总兵大人樊燮给他下跪请安，在遭到拒绝之后，竟然雷霆大怒，这样才引发了后面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故事。不仅如此，为了使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独断专行的表现更加有根有据，还特别将骆秉章说成一个整天不理公务只知吃喝玩乐的碌碌无能之辈，湖南的一切事务全部由左宗棠把持。
对于这段公案，下面这种说法流传极广：“（恩）施城吴老人年九十矣，幼时曾见燮公。其言曰：燮公谒骆帅，帅令谒左师爷。未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及，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
类似版本还有许多，都大同小异，有的甚至还增加了“批其颊”这样严重的情节。显然，这类说法都出自樊燮的口中。然而，认真设身处地一下，“燮公”是一位被革职的官员，在谈起革职的原因，以及那桩差一点让左宗棠人头落地的公案时，他会非常客观地陈述自己是因为贪渎才丢掉乌纱帽的吗？他会坦承自己是由于被罢了官进行报复，才去对左宗棠进行控告的吗？当然不会，既然如此，是不是就要给自己找一个稍稍站得住的理由?因此，这些由樊燮口中传出，再经过某些文人渲染加工的描写，是否真能反映客观事实，就不能不打一个问号了。
左宗棠在辅佐张亮基和骆秉章期间，都对吏治进行过大力整顿，各有数十名官员遭到参劾而罢职。布衣出身的左宗棠，家境贫寒，久居民间，身上抱有较多的草根情节，平生对贪官污吏就有一种反感，在参与政事以后，当然会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而要想让湖南改变贫弱状况，能够在那场战争中自保，也必须进行官场中的大力整顿。在骆秉章幕中，被参劾的官员中包括臬司、提督这样的官员，这些人的职务都比樊燮高，以往根本没有因为这种整顿闹出什么风波，说明当时的参劾并非根据左宗棠的个人喜好进行，而是言之有据、行之有度的。果真像樊燮所描写的那样，以是否向师爷下跪清安决定纱帽的取舍，湖南官场里岂不早就闹翻天了吗？
我们如果再看一看其他材料，就会发现事情远不是这样一件偶然发生的、仅仅由于没有满足左宗棠并不正当的要求而引发的独立事件，实际情况要比樊燮告诉别人的复杂得多。[待续]
[续前]
樊燮案，其实是当时湖南官场中，一股“倒左”潮流的组成部分，其幕后的关键人物，是湖南布政使文格。
王闿运的《湘军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幕客左宗棠，雅善衡永道文格，文格时擢广西按察，不欲往，因奏以文格署按察使。”
按照这种说法，早在文格还是衡永道道员的时候，跟左宗棠关系是很融洽的，当时他已经被提拔为广西按察使，但是广西局势混乱，远没有湖南太平，去那里当官是很危险的，于是就找左宗棠帮忙。左宗棠利用他对骆秉章的影响，最终使文格留在湖南担任代理按察使。后来，文格又进一步受到提拔，担任了布政使，在湖南的地位仅次于骆秉章。照道理，不仅关系“雅善”，并且得到左宗棠帮助的文格，应该一直跟后者和睦相处，怎么会成为暗中陷害的主使人呢？
这是因为当文格在湖南一人之下以后，地位变了，许多事情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是在人员的任用方面，骆秉章和文格产生分歧。当时，一位名叫黄淳熙的候补知县，本来赋闲在家，骆秉章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山，并直接任命他为湘乡县令，没有按照正常手续，首先通知布政使，再由布政使衙门挂牌委任。“文格大惊愠，然无可奈何。”
《湘军志》还记了另外一件事：“赖史直失城，当议罪，而更奏荐，后竟补岳州知府”。
但是，按照骆秉章的说法，东安县知县赖史直，虽然“上年县城失守”，但很快又亲自带人“随同克复，已蒙天恩逾格免其治罪”，而他“履东安县任，政声尤著，士民爱戴，迥异寻常。”对于这样的官员，骆秉章大胆任用，自然也有他的道理。
后来，黄淳熙和赖史直都得到提拔，黄淳熙在抗击石达开进攻湖南的宝庆战役中，连获胜仗，被保荐为直隶州知州，以后又保荐为知府，留湖南任用。赖史直则先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以后更担任了岳州知府。这些，都令文格极为不满，并怀恨在心。
另一方面，则是在财政上：“又案扬州例，搉商贾货厘，设厘金局，自为收支，以裕麟总之，藩司列衔画行，莫能问其数。局库之储倍于藩库，秉章亦自以廉俭率下，文格亦无所求取，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革。”“省城大政，则盐道裕麟、委员王加敏得与操纵之柄，自余司、道拱手而已。于后论军政吏治者推湖南，而谤议亦自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