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十分担心：“涤公此时想已闻讣，当时事艰危至极之日，恐未能以丁忧谢兵柄，庙堂亦未必许之，然而苦矣！”
令左宗棠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曾国藩接到家信立刻匆匆写了一个报告，奏请开缺，不待批准就离开军营，并请求让他的弟弟曾国华从瑞州起行，回籍奔丧。
临行之前，曾国藩草草作了交代，将所统外江水师十五营、内湖水师八营交由提督衔湖北郧阳镇总兵杨载福总统、广东惠潮嘉道彭玉麟协理；江西水陆诸军及各省援师，由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会商办理。这样一来，不仅使湘军各路人马失去统一指挥，并且，福兴和文俊并非打仗的将才，跟湘军之间的关系也成问题，根本指挥不动，这种安排当然是行不通的。咸丰接到这份奏折之后，一方面不得不被迫赏曾国藩三个月假期，四百两银子，让他回籍治丧；另一方面则将上述处置改为曾国藩所带之湖南兵勇，暂交其弟曾国华统带，等曾国藩销假回营之后，曾国华再回籍，后来又考虑曾国华职位较低，另派杨载福就近统带，彭玉麟协同调度。
封建社会，当然极重视父母丧事，然而，和前方整个战局的胜负相比，这毕竟只是个人的家务，孰轻孰重，是非常清楚的。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时，他就奉咸丰的命令，“夺情”离家，组建湘军。后来的李鸿章，父亲去世时本人近在咫尺，却依然在安徽巡抚福济帐下赞划军务，坚持“上班”，两年之后，福济让他回家守制，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公事的李鸿章，依然不仅没有回家，反而离开安徽去了镇江，远走他乡；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也只回家中待了很短的时间便去了上海。可见，“守制”问题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待续]
[续前]
看到曾国藩走了，左宗棠很不以为然，他在一封书信中说：“涤公不俟朝命，遽戴星而归，弟力陈其不可，然事已无及。闻颇有见怪之意，则只可听之。平常无事时，督抚在任丁忧，尚需侯旨，始能交卸，岂少司马视师，其责任更轻于平时督抚耶？”
曾国藩此次擅自离营，丢下军务不管，照道理是应该受处分的，多亏骆秉章和胡林翼两位巡抚为他反复说清，咸丰才给了他三个月假，没有对他离营的事进行追究。
身在湖南的左宗棠一方面请骆秉章敦促曾国藩出山，一方面自己写信给曾国藩：
“来书谓大局较前为佳，己可不出，尤为未审。江西局势糜烂，老兄所目睹。金陵、镇江、扬州贼氛尚恶，皖军饥溃，桐、舒、英、霍、六安俱沦于贼，鄂新造而难支，湘兼支而难继，两粤、滇、黔祸机已发而迄无了日。东南浩劫殆非数年所能了当。而上年旱蝗之灾亦数十年所仅见者。师旅饥馑交集，一时饷竭兵单，危机已见。岂武汉克复、杨逆伏诛之即为好消息乎？逆揆法守既荡焉无存，耆利养交之徒布满天下，人情苟旦夕之生，无复久远之计，蒙窃忧之，所谓转机者果安在耶？”再三劝说，希望曾国藩立刻出山。
然而，这时候的曾国藩似乎已经完全不把江西的胜负挂在心上，呆在家中，一次又一次地拖延，坚决表示要待满三年，以尽孝心。
看到这种情况，左宗棠焦急不已。为了支援湘军，湖南已经竭尽全力，好容易转危为安，一旦前线再出现大的纰漏，那么，之前的所有付出，就会全部打了水漂。因此，他由耐心劝说改为带头对曾国藩进行全力抨击，一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使曾国藩恼怒不已，由于自知理亏，无法辩解，甚至得了“不寐之疾”。他后来对人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这种情况，使两人在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深，根本无法愈合。
左宗棠究竟怎样“肆口诋毁”曾国藩的，笔者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但是，当时曾国藩曾经奏请正在吉安的曾国荃也回籍奔丧，左宗棠专门就此事写信给曾国荃，谈了他的看法：
“昨接涤公二十五日醴陵来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似于义不合，盖军事重大，不比寻常宦游，可以自主；即如营中兵勇有父母之丧者，不俟允假即行回籍，带兵官能听之乎？况涤公受命讨贼，金戈之事无避，古有明文。当此世局艰危之时，岂可言去？昨见江西福文两公奏稿咨抄恳留涤公，恐亦不能久居丧次也。已详作一函，力陈其不可。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夺其丧，苟非万无可去之理，弟独非人子哉？
尊处在吉安所统二千余人，正在围攻吃紧之际。文君资望颇浅，芗泉与各营官不合，皆弟所深知者。临阵易将，已属万难，况实无替人乎？涤公所奏于兄在吉安能否回籍一层，已经说出，此时兄自思如何可去也？勉抑哀忱，卒蒇斯役，则慰先灵者在是，固军心以济时局亦在是矣。”
这些话语重心长，入情入理，也充分反映了左宗棠对曾国藩在委军奔丧这件事情上所作所为的态度。然而，曾国荃也在此后不顾一切地从吉安跑回了老家，临阵易将的吉字营指挥失灵，吃了败仗。
为了避免江西形势再次急转直下，左宗棠只好派出王錱率领老湘营充实江西方面的实力。
曾国藩离营长达十六个月之久，千呼万唤就是坚持不出，这种情况激起左宗棠的强烈反应，应该并不奇怪。曾国藩的作为，使左宗棠感到跟这种人很难合作，以致产生了曾国藩“终非灭贼之人”的看法。湘乡荷叶塘距长沙咫尺之遥，但两人有一年以上不仅没有见面，甚至完全断绝了书信往来。直到曾国藩复出之后，由于的确无法离开湖南的支援，才又和左宗棠恢复了联系，他们之间这样一种关系，非要说有多么深厚的友谊，的确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在这段时间里，王錱在江西节节胜利，接连十二次大捷，对于江西局势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但因为转战不停，最后竟然活活地累死在军中，年仅三十三岁。他去世后，骆秉章挑选张运兰和王开化继续统领老湘营，并且将这支部队完全交给曾国藩节制。从此，老湘营再也没有重新回到湖南。
战争大概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游戏了，曾国藩既然投身其中，就必须具有承受这种风险的心理素质，作为身系湘军安危的最高统帅，更应该时刻对战场胜负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事事从战场全局出发。然而，曾国藩自领兵以来，却几次在失败之后投水自尽，又在战场形势极其紧张复杂的情况下擅自离营并久久不归，完全不以整个战场的胜负和全体湘军的安危为念，凡此种种，应该是跟他的身份所不相称的。
湘军毕竟不是曾国藩私人的家产，它的存在，包含着许多人的努力，毫无疑问，曾国藩既然身为总司令，是绝对不应该有以上种种表现的。左宗棠的指责尽管严厉，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打击曾国藩的个人威信，使之无法再度上岗，恰恰相反，每次指责，都是希望曾国藩能够顾全大局，尽快振作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指挥官，带领湘军走出困境。然而，他的指责招致曾国藩的极大反感，并且耿耿于怀，客观地说，这样的事实反映出曾国藩的个性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只是由于曾氏位高权重，后来的评论者完全不能秉持公论，反而将并无过错的左宗棠扣上了“刻薄”之类的罪名。
王錱是一位极具军事天分的将领，曾国藩既然身为领兵的统帅，对他应该包容和爱惜，不应多有压制，更不应该由于一次失利而将其埋没。但事实上，曾国藩和王錱的关系处得极糟，丝毫没有体现出一个统帅的度量和胸怀，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塔齐布去世、罗泽南远走之后，帐下竟然无人可用、连吃败仗的困境，如果此时的王錱没有离去，曾国藩的处境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