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幕府中的左宗棠，将湖南的各种事务不分巨细，都布置得井井有条，更在军事上指挥若定，“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确保了湖南和周边地区的安定，使原来贫弱不堪的边鄙省份湖南很快兵精粮足，成为湘军坚强有力的大后方，将大批兵员、粮饷、船只、枪炮、弹药、军装、锅灶、营帐供给出省作战的湘军。这些，固然体现了他过人的能力，但要把所有事务做到这种程度，其付出也必然是巨大的。
从离开长沙直到攻克田家镇，湘军的军饷和船炮，无不“仰给于湖南”。尽管如此，攻克田家镇之后的曾国藩，却在接到左宗棠的数次问候信件的情况下，不予回答，按照左宗棠的说法，是曾国藩此时滋长了骄气，事实上，是曾国藩此时总算离开了长沙那个自己感到郁闷的环境，一直强压着的对于左宗棠的诸多不满，也就渐渐释放出来，疏于应答，当然是情理中事。
咸丰七年，曾国荃组建吉字营，筹兵筹饷困难极多，得到左宗棠不少帮助，并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在家书中作了这样的回答：“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趋于诚矣。”
显然，这是曾国藩要曾国荃以自己的“诚”来感化左宗棠的“伪”了，如果曾左是朋友，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当然，即使如此，也是好事，两人之间的关系毕竟可以真正靠近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很快又出现了新的状况。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当时的情况，曾国藩的“东征“之路，充满坎坷。
湘军在攻克武汉，又取得田家镇的胜利之后，乘胜东下，先后在双城驿、大河埔等地大胜太平军，并将战事推进到九江城下。
然而，湘军在九江顿兵于坚城之下，开始遇上了麻烦。首先，水师在江西湖口被太平军截断，一分为二。从此进入鄱阳湖的船只被称为内湖水师，留在长江上的，被称为外江水师，彼此不能相顾。进入内湖的船只较小，而留在长江上的多为大船，需要小船的辅助，一分为两之后，当然会产生许多不利。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太平军夜袭湖口江面的湘军大船，烧毁三十九号，其余不得不逃往九江。二十五日，太平军再次夜袭九江江面的湘军外江水师，焚毁大型战船十余只，湘军的后勤辎重，化为一炬，曾国藩的座船被掳，就连船上的文件也全部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又一次投水自尽，被部将救起之后，打算策马赴敌自杀，再度被人拦阻。咸丰五年，留在九江的杨载福水师又遭到风浪袭击，经过这些接连打击，湘军水师在长江上荡然无存，杨载福也称病离营，回湖南调养。至此，曾国藩、塔齐布“坐船多被烧毁，军食荡然，势难骤振”。
长江北岸太平军乘势连克黄梅、广济、黄州，大败湖广总督杨霈，追奔逐北，又一举夺下汉口、汉阳，不久，又渡江攻克武昌，新任湖北巡抚陶恩培死于城中。
曾国藩只得传书湖南告急，地处后方的湖南，再次面临重负。“湖南本贫瘠之区，又值兵燹之后，东征之役，官绅兵勇，扫境以从，军火盐粮，悉索殆尽。”然而，仅仅只隔了半年，“大局复败坏至此”。
为了帮助曾国藩东山再起，湖南立即调动全省力量，赶造船炮。左宗棠亲自赶赴现场充当监工，“木料、油灰、麻筋、铁钉、桨叶，事事俱取最上者”，日以继夜地打造了大批战船，当年三月就有新造的战船一百多艘送往湖北金口，五月，将更多的船只交给杨载福，并且为杨载福和彭玉麟招募大批兵勇，使湘军外江水师很快达到十营五千人之数，基本上恢复了以前的规模。
湘军的陆师原有一万两千人，曾国藩指派塔齐布六千五百人、罗泽南三千五百人一起围攻九江，剩下的就只有由李元度率领的两千名平江勇了。九江久攻不下，平江勇的兵力单薄，战斗力又很弱，曾国藩只好将罗泽南的部队抽出进行游击，以确保整个江西战场的形势不致恶化。[待续]
[续前]
塔齐布在围困九江七个月之后，依然毫无进展，心情十分郁闷，咸丰五年七月，盛夏的一天，突然气脱，呕血而亡，年仅三十九岁。按照左宗棠的说法，塔齐布早年还是一个很卑微的候补都司的时候，被左宗棠看好，竭力向张亮基和曾国藩推荐，仅两年便被选拔为参将，接着又当上提督，独当方面，在湘军早期，塔齐布的地位极其重要，然而，此时却在九江城下猝亡。
在外面打游击的罗泽南，日子也很不好过，由于一直跟江西巡抚陈启迈关系紧张，尽管连获胜仗，却始终处境艰难。八月，他给曾国藩写信，要求带兵前往湖北，信中说：“武汉者，东南之枢纽也，形势百倍于浔阳。今两城久为贼踞，而崇、通群盗出没江西、湖南，缘边驿骚，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汉而下，欲解武昌之围，必由崇、通而入。”
罗泽南的分析，和曾国藩的看法完全一致，此前，曾国藩曾经上奏清廷，认为湘军在攻克武昌之后，没有巩固后方，便急急忙忙地东进，是失策之举，导致了以后江西战场的被动局面，请求回师武昌。但咸丰却完全否定了他的意见，要求他全力攻克九江。
此时的曾国藩明知罗泽南的分析是正确的，却不能做出全军回撤上游，抢占战略要点的决定，因为如果这样，就完全违背了咸丰的旨意，也明白宣告了他在江西的失败，将引起朝廷的震怒，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塔齐布病故之后，罗泽南更加举足轻重，已经成为曾国藩唯一的主力。尽管如此，曾国藩毕竟是干大事的人，他毅然决定，派罗泽南取道义宁，进军通城、崇阳，并将他的部队增补到五千人。这样一来，曾国藩手中的陆师，就只剩下李元度的两千平江勇，以及塔齐布的旧部五千人，这支部队改由周凤山统领，而周凤山并非出色的将才，但因为身边无人可用，也就不得不如此将就了。
咸丰六年二月，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连克安福、分宜、万载、瑞州、临江等五十多个州县，又在樟树镇大破周凤山，曾国藩只好派周凤山火速回湖南搬兵，自己则困守南昌。他一连五次致函罗泽南，檄调其回援江西，南昌的处境危险之至，曾国藩的传令兵，将书信藏在伞柄里，昼伏夜行，历尽艰辛才在二十天之后到达罗泽南军前。
但是，罗泽南回书：“武汉为南北枢纽，若湘勇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功在垂成，舍之非计”，坚持不撤武昌之围。六年三月，罗泽南在武昌城下中弹身亡。此时的曾国藩，“彻宵兴叹，束手无策”，湘军的彻底覆亡，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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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情况传到左宗棠耳中，他丝毫没有袖手旁观看曾国藩的笑话，而是迅速派出了刘长佑、萧启江的五千人马去江西支援曾国藩。但这支人马不够，他打算抽调正在南方作战的王錱赴江西，在给王錱的信中说：“江西局势岌岌之甚，吾为涤公危，亦为吾乡危。”“江西为东南腹地，涤公为灭贼之人，岂可坐视其危亡而不救乎？如郴、永一带边患稍息，老兄能率所部由吉安鼓行而进，则此贼可期必灭。”希望王錱顾全大局，消除个人成见，准备援赣。但王錱确因战事繁忙，一时无法抽身，左宗棠便一方面跟湖北的胡林翼协商，将罗泽南原来的部队四千人交给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带领赶赴江西，另一方面，积极协助曾国荃组建吉字营，并帮助周凤山招募勇丁，两人很快有了六七千人，联合出兵江西吉安。
曾国藩手中的兵力，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另一方面，太平天国此时却发生了著名的杨韦内讧，天京城里血流成河。胡林翼乘势攻克武汉，并且经黄州、大冶、兴国移兵江西，长江上游又全部由清军控制，曾国藩终于渡过了难关。
此时，湖南派往广东、贵州的兵力有八千余人，再加上支援江西战场的兵力一万六千人，立刻显得“三空四尽，筹饷万难”，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有一次，曾国藩要求立刻调拨两万两饷银给瑞州，左宗棠竟然是靠从湖北的胡林翼等人那里挪借才凑足了数，火速送往江西。咸丰六、七、八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湖南仅支援江西战场的军饷，就高达292万两，力度之大，对于湖南这样偏鄙的省份来说，已经绝对非同小可。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从湘乡传来了曾国藩的父亲去世的消息。没想到这件事又形成了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