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居丧期间，左宗棠得到了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爱不释手。他又找来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等诸多经世致用的书籍，从此大开眼界，并成为一个经世致用之学的身体力行者。
当时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回长沙丁忧，他也是一个主张弘扬经世致用学问的人，将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了左宗棠，这部书收集了当时的许多经世致用的文章，包含了地理、水利、军事、农业、西方各国等等方面的内容，左宗棠更是如获至宝，潜心阅读，留下许多批注，以致随处“丹黄殆遍”。当时的书籍很贵，左宗棠没有能力购买，他读书除了靠借，重要一点的还要抄，即使到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中还留着好几十大本当年手抄的书籍。
许多人认为，正是由于将大部分精力用在阅读“课外书籍”方面，荒废了举业，因此，导致了左宗棠科场中失利的结果，显然，他的学习成绩是成问题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追究他的举人问题呢？
事实上，尽管左宗棠勤奋阅读那些与“制艺”无关的书籍，但是，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毕竟是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因此，作为一名书生的他，对于八股文、对于四书五经是不可能弃置不顾的。那么，青年时代的左宗棠学习成绩到底怎么样呢？
十九岁的时候，服丧守制中的左宗棠考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师从于书院山长贺熙龄。贺熙龄是贺长龄的弟弟，曾任湖北学政，当然也和哥哥一样考中过进士。他回乡丁忧之后留在长沙，主持城南书院八年，以后又历任山东道、四川道监察御史，是一位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老师。贺熙龄十分喜爱和器重左宗棠，当他离开湖南重入仕途时，曾经专门写了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对他寄予厚望，左宗棠的长子出生之后，他又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左家，两人由师生成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同时又参加湘水校经堂的考试。有人说，如果岳麓书院相当于本科的话，湘水校经堂则相当于研究生院，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也许尚有待专家的考证，但湘水校经堂位于著名的岳麓书院之内，又由当时的湖南巡抚吴荣光主办，吴荣光甚至亲自上台讲课，因此，它的考试规格和考试成绩的权威性，应该毋庸置疑。就在这种考试中，左宗棠一年里得了七次第一，“岁七冠其曹”，获取冠军如囊中探物，这样的成绩，没有相应的实力当然是不可能的。由于成绩优异，左宗棠获得了一份“膏火”——奖学金，对于这个家境贫寒而又父母双亡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雪中送炭，使他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
就在二十岁的时候，左宗棠终于守制期满，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也恰恰在这时遇上了恩科乡试。乡试是获取举人资格的考试，通常要三年才举行一次，这一年适逢道光皇帝五十周岁，在三年之外增加了一次，因此称为“恩科”，对于已经在家中守制耽误了整整五年的左宗棠来说，这样的机会，当然是不能再轻易错过的。可是，参加乡试的人，必须首先拥有秀才头衔才行，而左宗棠上次因为母亲生病没有完成院试，当然也就不是秀才，如果依照正常途径按部就班地去考，这次难得的机会便肯定错过了，于是，哥哥就给他买了一个秀才的资格，使他能够顺利进入考场。这就是左宗棠花钱买秀才身份的详情，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时间。[待续]
左宗棠这次参加乡试，也有一波三折的故事。即使在考试阅卷已经非常规范的今天，作文试卷批阅的标准化，依然是个难点，同一篇作文，在甲老师处被判为满分，在乙老师处则被判为不及格，这样极端的情况，尚且叠有所闻，更不用说由于阅卷标准的难以统一而出现的分数高高低低的现象了。在一百多年之前的科举考试中，录取与否完全依据考官个人的主观意见，评判结果的差异在所难免，左宗棠乡试，就碰上了这样的情况。
乡试的考卷，按惯例先由同考官——也就是副考官审阅，选中之后进行推荐，再由主考官决定是否录取。左宗棠这次的考卷，在同考官那里没有通过，被打入“遗卷”之中。通常主考官对于遗卷是不再重新审阅的，然而，这一次他却偏偏翻阅了左宗棠的试卷，认为是篇佳作，请同考官补荐，遭到同考官的拒绝。有人就此评论说，这位同考官倒很有骨气，一点不看上司脸色行事，的确如此。
就在此时，朝廷命令各地考官将遗卷重新审阅，以免遗漏人才，而湖南的同考官恰在这样的当口暴病身亡，于是，主考官礼部掌印给事中、陕西泾阳人徐法绩便亲自将5000多份遗卷全部看了一遍，从中选中6人，左宗棠居首。
这种情况曾经引起一些议论，有人甚至以为这是一份“温卷”，也就是人情卷，主考官之所以如此钟情于这个考生，一定另有原因。当时的科场，各种各样的舞弊现象司空见惯，除了考生上场时雇枪手、搞夹带之外，场下托人情、递条子更是不足为奇，人们对这份卷子的怀疑，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主考官便将左宗棠的试卷《选士练兵，简练俊杰，专在有功》拿出来展示，并且说：“事实上，这篇文章可以算全部考卷中最出色的一篇，准备呈献给皇上御览。”在众人传阅之后，其他监考官才再无异议。当时的考卷用“易书糊名”的方法来防止作弊，尽量保证考试的公正，考生的名字是被盖住的，此时尚无法确定谁是它的主人，等到将糊在名字上的纸条揭开，发现这份考卷正是左宗棠的，在考场“监临”的巡抚吴荣光，立刻站起来向主考官祝贺，称赞他独具慧眼，因为左宗棠曾经在湘水校经堂“七冠其曹”，他的名字早已为吴荣光所熟悉，听了巡抚的介绍，在场的人们终于心服口服。
就这样，左宗棠在当年的乡试中，考中湖南第十八名举人，而第一名“解元”，则是他的哥哥左宗植，显然，他也因为守制，在家中等了五年，直到此时才能参加乡试。
接下来，左宗棠在21岁时参加了北京的会试，也就是获得进士资格的考试，结果名落孙山。24岁时再次会试，本来考官已经决定将他录取为进士，可以摘掉“举人”的帽子了，孰料此时却发现湖南多取了一人，应该将这个名额减去之后拨给湖北。就因为这一个名额之差，左宗棠又一次与进士资格失之交臂。27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再度落榜，于是，他决定不再进入科场，炒了科举制度的鱿鱼。
27岁，身体健康，风华正茂，不是无力拼搏的年龄；饱读诗书，成绩优异，不是没有金榜题名的能力，他却决定退出科场，显然是一种负气之举，这种罢考应该和袁世凯先生“投笔从戎”的无奈，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考中进士，毕竟是当时读书人谋取理想前程的唯一途径，退出科场，就等于断了这条路，关系之大可想而知，一个人即使在年轻气盛时草率做出这样的决定，经过岁月的打磨和生活的磕绊，很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回心转意，重新参加会试的。然而，左宗棠却真的从此再也没有进入科举考场，形成如此反常的结局，除了他当初一时冲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待续]
[续前]
是的，左宗棠自27岁之后终生再也没有进入科场，的确是另有原因的。这件事，要从他和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之间的交往谈起。
陶澍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理财的高手，曾经当了十多年两江总督，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等属吏的协助下，兴利除弊，政绩斐然。他大胆改河运为海运，在运河发生水毁时，将当年的漕粮按时送到北京；改革整顿两淮盐政，首创改引为票；兴办全省河工，治理水害，兴修水利。后人曾经评论说：“论道光末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可见其身份之不同凡响。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也是当时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和龚自珍、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志同道合，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军备，防御外敌入侵，不愧一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