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得滥用刑讯。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柴荣下了一道敕令。“州县自长官以下，因公事行责情杖，量情状轻重，用不得过臀杖十五；因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20)规定司法官员在审案时不得使用滥刑，即使刑讯逼供，最多也只能杖击屁股十五下。如果发生犯人被打死的时候，官员就要受到一定处罚。
二、给盗窃犯三次赎罪的机会。“"诸盗经断後仍更行盗，前後三犯，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者，不问赦前後、赃少多，并决杀。”(21)人总会犯错误的，贫困之下，偷窃别人财物，罪自不当致死。但如果抓进牢子蹲几天，出来再行偷窃，甚至再三再四，这就无法容忍了。柴荣规定，如果犯盗窃罪超过三次，不问第三次盗窃的财物价值多少，一律处死，即使第三次行窃只偷到一文钱。
还有一点非常值得称道，就是柴荣对入狱服刑的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犯人虽然有罪，但毕竟也是人，就有权利享受最基本的人权，至少要保障在狱中的饮食问题。
柴荣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窃钩者诛”，非政治性的犯人往往也都是穷苦出身，入狱后，家里未必有经济能力给他们送食物，有时犯人家中已经无人了。监狱的饮食标准不高，有时难免饿肚子。在周刑统制定出来的前三年，也就是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二十五日，柴荣专门下了一道《供给无家罪人水米敕》：
应诸道见禁罪人，无家人供备吃食者，每人逐日破官米二升，不得信任狱子节级减稍罪人口食。仍令不住供给水浆，扫洒狱内，每五日一度洗刷枷杻。如有病疾者，画时差人看承医疗。(22)
如果犯人无家可依，或家中贫困无力承担犯人饮食，就由官府来承担饮食费用。规定家中无人来送饭的犯人，每人一天可以获得二升米的主食供应，大约是现在的两斤半左右，以及足够的饮用水。
关于狱中无家可依的犯人的供应主食数量，《册府元龟》记载是每人三升。“（显德）三年四月，敕节度应诸道所禁罪人，无家人供奉吃食者，每日逐人给官米三升。”(23)不过从时间上，这两次对犯人的优待并不是同一次，一次在显德二年，一次在显德三年。应该是柴荣第二次提高了贫穷犯人的主食供应。
与此同时，柴荣严禁狱吏从中苛扣。有些朝代的狱吏是非常吃香的，可以在狱中称王称霸，犯人都成了他们的服务员和取款机，比如《水浒传》里那几个著名节级、押狱。但柴荣时代的狱吏没有这个福分，在柴荣的理解中，狱吏不但要从事监狱管理，更要为犯人们服务，不能当狱霸。
狱吏按规定，每天都要打扫狱舍，保持狱舍清洁，防止疾疫发生。另外，每隔五天，狱吏都要清洗拷羁犯人的木枷。如果犯人生了病，官府也不会不管，会有狱吏请来医生来监狱，为犯人治病。
柴荣很重视司法官员的选拔，无论是多少完善、充满人性关怀的法律条文，终归是要由具体的人来执行的。如果遇上贪官、昏官，法律的执行效率就要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到政府形象，以及社会的稳定。
有些官吏对辖境内发生的治安案件不闻不问，任由地头恶霸欺负乡里，社会影响极坏。“州郡林落之间，有不务营生，以狡蠹自负、虚构辞讼、恐动人民者。乡闾相畏，不与之争；官吏避事，不惩其咎；得志斯久为害。”(24)
柴荣早在即位之后，显德元年十一月，柴荣就要求地方政府是选派“明干僚吏”来处理司法诉讼案件。如果这些司法官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能秉公执法，不出现冤假错案，朝廷知道后，还会予奖励，或升官，或赏财物。
如果司法官员治案不利，还在受到罢免职务的处分。比如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六月，因为“鞫狱之失”(25),即发生了司法失误，可能是弄出了冤案。相关司法官员，如御史中丞杨昭俭、知杂侍御史赵砺、侍御史张纠都被罢免，“出为武胜军节度行军司马”(26)。
通过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周朝的法律体系逐步完善，朝着盛世的方向更进了一步。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禁止少数人凌驾于大多数底层百姓之上，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真正的盛世，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最广大的底层百姓都要从中受益，至少不能让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利益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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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非子.二柄》第七
(2)《册府元龟.刑法部.总序定律令》卷六百零九
(3)《旧唐书.刑法志》卷五十
(4)《唐律疏仪》卷一
(5)(6)《册府元龟.刑法部.定律令》卷六百一十三
(7)(8)(9)(10)(11)《文献通考.刑考五》卷一百六十六
(12)《宋史.王处讷传》卷四百六十一
(13)(14)《宋史.剧可久传》卷二百七十
(15)(16)《旧五代史.刑法志》卷一百四十七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
(18)《旧五代史.刑法志》卷一百四十七
(19)《宋史.刑法志一》卷一百九十九
(20)《宋刑统》卷一
(21)《文献通考.刑考五》卷一百六十六
(22)《五代会要.刑法杂录》卷十
(23)《册府元龟.帝王部.仁慈》卷四十二
(24)《册府元龟.帝王部.英断明察》卷五十七
(25)(26)《宋史.杨昭俭传》卷二百六十九
第七章奠定盛世的基础
七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乱世时代，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封建时代的“礼”，其主体含义，实际上是严格的等级制度。一代儒圣孔子在回答言偃为什么要以礼治国时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1)
但“礼”除了必然存在的阶级性外，还有教化的功能，就是制定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这一点非常重要。国无礼不立，人无礼亦不能立。在这个层面上讲，所谓“礼”，用现在的语言讲，就是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包括伦理亲情、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
从生理意义上讲，人也是动物的一种。但人之所以能有别于其他动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具有丰富感情的基础上，用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其实动物也有丰富的感情和道德行为约束，虎毒尚且不食子。有时骂人，会用到“禽兽不如”这个成语，禽兽不如，指的其实就是一些人蔑视道德约束力，做出了与主流道德价值观不能容忍的坏事。
一般来说，盛世“讲礼”，乱世“不讲礼”。承平时代，社会久无兵革，所以政府有一个垂直而严密统治体系，来实现全民讲礼。但在乱世，统一政权的崩溃，军阀各自为政，成天打打杀杀，人性丑陋的一面被彻底释放出来，人命贱如草，鲜廉寡耻，什么样的丑事都能做出来，正确的社会道德价值观不复存在。
承唐末大乱之余，五代十国时期的道德价值观基本上是恶性的，善性的一面几乎不存在。以杀人为乐，甚至把人肝当成了美味佳肴，如赵思绾；以媚上为荣，朝秦暮楚，毫无原则。为了争夺权力，父杀子、子杀父、兄杀弟、弟杀兄，人性之恶，至是极矣！
五代五十三年间，能被欧阳修列入只有人品端正才能入选的《新五代史.一行传》的，只有区区五人：郑遨、张荐明、石昂、程福赟、李自伦。
上层社会建筑的种种蔑视道德约束的行为，必然会对中下层社会建筑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上行一善，下必行之；上行一恶，下亦必从之。五代十国时期的道德大崩溃是全局性的，从上到下，从横侧面到纵侧面，全面崩溃。
最为荒谬的是，道德价值观的崩溃，引发了许多违背正常人伦关系的反常事件。不仅是石敬瑭认了比自己小十一岁的耶律德光做干爹，更难以理解的是，有许多家道中落的士绅见了自己有权势的外甥、侄子，都要跪拜磕头，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外甥、侄子收舅舅、叔父做养子的极端伦理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