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在历史上的名声非常不好，但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政权，在与契丹作战中，丝毫不落下风，几次让耶律德光难堪。马家口一战，李守贞率晋兵攻契丹军营，契丹骑兵是什么反应？立刻退走，随后晋军克其垒。是役契丹惨败，几千名契丹骑兵投河而死，另外晋军俘斩几千契丹兵。河西的契丹人痛哭而逃。随后的澶州之战，耶律德光率十几万契丹兵列阵，但晋军依然“旗帜光明，而士马严整。”耶律德光有些畏惧。打起来后，晋军与契丹苦战，不分胜负。不能因为契丹几场败仗，就将契丹军队的战斗力贬到一文不值，这是不客观的。但也不能因为中原军队的几场败仗，就将契丹军队的战斗力吹到天上，这同样也是不客观的。
晋武授宗室以兵权，以借鉴了魏国宗室如匹夫，结果为司马氏所夺的历史教训，这没什么错，只是矫枉过正。宋朝收藩镇之兵也是正确的，也同样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如果说晋亡是武帝树宗室，那么宋亡，是不是可以归之于赵匡胤废藩镇？当然不能这么说了，赵匡胤对历史还是做出巨大贡献的。不能因为宋朝建立的方式去否定宋朝，这也是不公平的。
晋的民族政策确实有失误之处，但宋没有吗？当战不战，当和不和，屡次错失良机。契丹的“强大”，是建立在宋朝浪费了许多机会基础上的，不代表契丹真的有多么强大。当然相对意义上来说，契丹是强大的，但没有强大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地步。并不是所有强大的政权都会主动进攻对手，有时弱小一方也会主动进攻强敌，最典型的就是蜀汉。蜀汉的国力和曹魏根本没地比，即使这样，蜀汉立国五十年，攻魏不休，变被动为主动。
南北朝末期，鲜卑周实力最强，齐次之，陈最弱。但陈蒨依然在内部藩镇割据、叛乱不断的情况下，敢于迎接北周发起的挑战。通鉴说这是陈朝主动出击。陈军大败周军，一举收回湖湘，收复大片失地。陈在三国之中最弱，但陈却依然可以控制着交趾（即越北）。
唐朝在末期已经几近崩溃，黄巢战于中原，乱成一团。即使唐朝是这种国势，依然有能力控制交趾（安南督护府）。高骈一出，交趾立定，一战而蛮卒，遁去，收复交州郡邑。近二百年后，交趾屡战宋而胜之，甚至还有扈州之屠，被屠五万八千人，成全了李常杰在交趾的名将之声。
西夏总不比宋强大吧？结果又如何？宋朝从经济上封锁夏国，导致西夏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西夏的经济结构非常落后，畜牧业在经济总量占有的比重，远远超过农业收入，西夏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远落后于宋朝，甚至还采用二牛抬扛技术。而且西夏土地不如宋朝肥沃，自然灾害濒繁，特别宋夏交恶时期。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西夏的经济结构和同处西垂的吐蕃、回鹘等民族政权重叠。宋朝对西夏的贸易需求，完全可以通过与吐蕃、回鹘的贸易来实现。但西夏需要市场来消化自己的畜牧产品，契丹本身具有畜牧和农业双重经济结构，对西夏产品的需求并不大。宋朝经常用经济手段来卡制西夏。即使这样，宋朝还是败多胜少，虽然宋朝有河湟大捷，但宋朝和西夏的实力差距不能相提并论。
同样是中原大政权对河西胡族政权，当时盘踞在河西的鲜卑秃发部实力并不弱，首领秃发树机能攻陷凉州，对关西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样是重用武将，司马炎不顾有些文臣的反对，信任马隆，授予兵权。马隆没有辜负司马炎的信任，数战斩树机能，平定河西。
司马炎的能力不算特别突出，而且这里只谈司马炎的仁厚，并不就晋朝施政得失做讨论。但有一个优势则非常突出，就是司马炎的仁厚。不杀刘禅、不杀曹芳、不杀曹奂、不杀孙皓，皆厚赐钱粮，富贵终生。刘毅当面骂司马炎是桓灵再世，司马炎不怒反笑，称赞刘毅。
司马炎的仁厚出自天性，仁厚之君，司马炎当之无愧。“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这是司马光说的。《晋书》对司马炎的评价很高，“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
最近主要精力放在与Z兄的交流讨论上，主帖倒被冷落了，实在不好意思。精力有限，每次回帖都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有时甚至都赶上主帖的篇幅了。为了回帖，主帖更新的时间都耗进去了，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虽然有自己的观点和对历史的看法，但非常感谢Z兄对在下的指教。观点不同不要紧，可以互相交流各自的看法，与高手多多交流，才能让在下更快的进步。本来并不想扯这些现在与主帖无关的话题，只是出于礼貌，不能不回复。更新主帖是最重要的，大家说是吗？每逢涉及周宋之文，必有极大的争论，板砖横飞，唾沫如海，已成这里一大奇观。^_^其实辩来辩去，谁也不可能说服谁，都会坚持各自的观点不动摇。这都没什么，历史观不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大家一起努力吧。：）
第三章志在天下
一整顿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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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轰轰烈烈的北伐以虎头蛇尾的方式草草结束，留下了满地的鸡毛，在风中尴尬着起舞。在这场奇怪的战争中，柴荣不算是失败者，刘崇也不算是胜利者，契丹人只能算是个旁观者。
对柴荣来说，这次北伐最大的有两点，一是在高平之战中打出来了自己的威名，以后江湖上也知道有柴荣这号人物。二是通过这场战争，柴荣发现了军中许多积弊，尤其是骄兵之弊。这应该是柴荣最大的收获。
五代骄兵之弊，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安史之乱的藩镇割据。当时天下大乱，内外杀伐不断，军队的重要性相对于太平盛世骤然提升。军队是军阀割据的基础，没有军队何来割据？军阀们为了保住对军队的指挥权，放松了对军纪的管理，任由兵爷祸害民间。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到了五代更加严重。唐末五代的战乱远甚于唐朝中期间的藩镇割据，所以军队的重要性再次得到了提升。军阀们全指望军队替他们卖命，更加不敢得罪军队中的丘八大爷。乱世军阀只抓军心，不抓民心，造成了军队利益凌驾于国法和百姓利益之上。
《旧五代史》记载了河东军阀李克用和幕僚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当时骄兵问题的实质：
是时，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动违纪律，人甚苦之，左右或以为言。武皇（李克用）曰：“此辈胆略过人，数十年从吾征伐，比年以来，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给。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俟时开运泰，吾固自能处置矣。(1)
大道理谁都懂，真要狠抓军纪，肯定能达到目的，但问题是军阀们承受不起这样的高昂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会傻到为了整肃军纪，而得罪整个军队。李克用所说的，也是当时所有军阀共同的心声。
李克用这段话也说明了一点，任何一个皇帝，只要统一天下，都会收回兵权。解除藩镇兵权，自唐末以来，就是当时社会的共识，并不是谁的天才发明。另外，用文官取代武将管理地方州县，也非自宋始，早在南汉高祖刘䶮时代，刘䶮就开始了用文官主政地方州县的制度。
宋朝的知州制度，即“权知某军州事”，在南唐先主李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在南唐早期，用文官代理节度使事，称为“知节度使事”，在南唐后期，变成了“知军州事”。南唐的“知节度使事”，也并非由文官长期专掌，而是在武将节度使离镇期间代理。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在文官不知兵、武将易专权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即不专文废武，也不废武专文。
在唐末五代宋初，军队被纵容惯了，就会习以为常，认为他们就该得到更多的利益。一旦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受损，或他们提出的苛刻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要大吵大闹，甚至公然造反。
有这么一个例子，就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春，周朝军队就对自己的待遇感到不满，“郊赏薄于唐明宗时”(2)。当时郭威还在，他把军队的高级将领叫过来，指责他们说：“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余，汝辈岂不知之？今乃纵凶徒腾口，不顾人主之勤俭，察国之贫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赏，惟知怨望，於汝辈安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