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背是应该去掉，可以改成“为了争取河东人的支持”北汉那时好像还没开始现代工业，如果刘承钧有现代意识就好了，那样，柴荣就不敢打北汉的主意了，呵呵。
从五代战乱的历史背景来看，赵匡胤削弱藩镇的方向是正确的，五代兵强马壮者当天子，不解决这个问题，天下难安。以文官临州郡，其实早在南汉刘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改行文官政治，刘岩此举极为高明和正确。不能说赵匡胤的文官制度一定是借鉴南汉的，但至少说明当时解决藩镇问题是大势所趋，南唐也做过类似的努力。柴荣有一点做的非常好，就是削弱藩镇兵力，将藩镇兵中的精锐上调至禁军，形成一个循环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藩镇已经没有向朝廷发起挑战的能力了。赵匡胤接手的禁军是天下最强悍的军队，藩镇是根本打不过的。
第二章初露锋芒
四围攻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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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柴荣刚到太原之时，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北汉代州防御使郑处谦举城降周，因为驻守代州的契丹大将耶律敌禄之前怀疑郑处谦有通周倾向，准备杀掉郑处谦。没想到郑处谦非常警觉，发现了耶律敌禄的意图，将耶律敌禄赶出代州。代州也在太原的北面。
北汉本来有十二个州，可现在被周军来回扫荡，州县尽失，刘崇手上只有一座太原城了。更加要命的是，宪州、岚州、忻州、代州地处太原与契丹的结合部，四州降周，等于切断了刘崇与契丹的联系，这几乎要了刘崇的老命。形势对柴荣极为有利，柴荣可以“关门打狗”，刘崇已经在劫难逃。
北汉局势危如累卵，刘崇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北汉的“宗主国”契丹也不希望柴荣灭北汉，北汉的存在对契丹的价值在于：一、北汉可以做为契丹南下的跳板，二、北汉可以做防止周军北上的防火墙。不过现在刘崇朝不保夕，契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做到第二点。
耶律璟立刻派了数千骑兵直插忻州和代州之间，意图很明显：能救刘崇更好，如果不能，就阻止周军北上。柴荣虽然以攻太原为主，但也没忘记契丹人。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五月初七，“遣符彦卿等（郭从义、向训、白重赞、史彦超）将步骑万余击之（这股契丹骑兵）”。(1)
契丹军见周军来了，退守忻口。但很快契丹骑兵又折回来，进逼忻州城。五月二十日，符彦卿率军在城外做好战斗准备，周军先锋、新近晋升的华州节度使史彦超率先出战。
史彦超，云州（今山西大同）人，“性骁犷，有胆气”(2)，是五代后期的名将，很受柴荣器重，钦点他为先锋。不过在这场与契丹骑兵的交锋中，《资治通鉴》说史彦超只带了二十个骑兵上阵，史彦超有这么厉害？符彦卿有一万多部队，怎么才给史彦超二十人？有一种可能，“二十人”当是“二千人”之误。
不论史彦超带了多少人马，实际上作战的并不是史彦超部，还有随后赶来的李筠所部三千人。是役，周军大胜，“杀契丹二千人”。但这场战斗并没有因此结束，契丹骑兵后撤，史彦超紧追不舍。
不知不觉间，史彦超离大部队越来越远，此时，史彦超身边可能只带了二十人。契丹人突然回过头来，很快就吃掉了史彦超。史彦超的战死，造成了周军大乱，又被契丹人一通追杀，周军大败，死伤惨众。符彦卿见已经无法吃掉这股契丹骑兵，只好撤军回太原。
符彦卿这一路遭到了挫败，柴荣的主力部队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几十万周军顿兵太原城下，粮草没有问题，周边各州县大发民力数万，运来了足够的军需。但太原可不是一般的城池，“城方四十里”(3)，有足够的防御纵深。周军“去城三百步围之匝，百计攻之不能克(4)”，柴荣性子有些急躁，“旦夕之间，期于必取”。结果柴荣啃了好几天，也没啃动刘崇的那把老骨头。
天公也不作美，周军攻城的时候，天降大雨，日夜不息。冷兵器时代的野外作战，受天气的制约很大。大雨瓢泼，城里的人还好办，城外的人就苦了。周军一边辛苦攻城，一边又要受大雨的浸泡，还出现了大面积的疫情，君臣上下苦不堪言。
随时这场大雨持续不断，柴荣的信心被一点点的浸湿了，他还能坚持多久？粮草足够吃的，但士气低落，再这样耗下去，不知道何时才能杀进太原，夜长梦多。这时的柴荣已经有了撤军的初步想法，但当史彦超战死的消息传来，柴荣再也沉不住气了。一番痛苦的考虑后，柴荣狠下心来，决定撤军。
六月初二，柴荣下诏班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相信自己不久以后还会回到太原的。只是谁都没想到，下一次兵临太原城下的中原皇帝却是赵匡胤。
因为这次撤退的比较匆忙，导致周军大营乱成了一锅粥，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断发生。
撤军令下达之后，周军内部立刻乱成一团，胡说什么的都有。结果三人成虎，军中“讹言相惊”，周军被柴荣撑起来的凝聚力完全跨掉了，老毛病又犯了。撤军途中，一些丘八到处剽掠财物，有些人还趁混乱之际偷拿军队物资，“军须亡失不可胜计”(5)。
看到周军匆忙撤退，在人间和地狱门口徘徊多日的刘崇喜极而泣，该死的柴荣终于滚蛋了，他的坚持感动了上苍。刘崇想趁机摆柴荣一刀，派军队出城追杀周军。好在周匡国军节度使药元福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北汉军刚幻想捞笔外快，就被药元福给踢回城了。
周军的撤退，原北汉境内已经投降周朝的州郡长官们全都傻眼了，他们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他们知道自己背叛了刘崇，刘崇是绝不会放过他们，一溜烟的全逃了。北汉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全部收复之前失陷的地盘。
柴荣叹息着离开了河东，六月二十二日，御驾抵达郑州。因为太祖皇帝郭威的陵墓就在郑州境内，柴荣顺便去拜祭养父。可能这次亲征让柴荣有太多的感慨和辛酸，柴荣再也忍不住，跪在养父的陵前痛哭流涕。六月二十八日，柴荣回到了汴梁。
这次奉太祖皇帝遗柩下葬嵩陵的山陵使冯道，在两个多月之前，也就是显德元年（公元954年）的四月十七日，就已经病逝了，享年七十三岁。冯道是五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最大的争议就是“以宰相事四姓九君”(6)，毫无“臣节”可言。
几乎所有的议者都对冯道事君过多颇有微辞，《旧五代史》对冯道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也指责冯道“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7)欧阳修、司马光都指责冯道这一“污点”，王夫之干脆说冯道就是个“老奸”。
其实冯道圆滑则有之，要说冯道是个奸臣，则对冯道有些苛刻了。冯道不是哪一家的私臣，也不算哪个政权的嫡系，他并不需要对某个政权“忠贞不二”来向历史证明自己的存在。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忠君未必就是对的，但忠于自己的良知，才是真正的忠。
冯道进入官场以来，没有行过恶，也没有向谁摇尾谄媚来换取功名富贵。冯道靠自己的真本事在乱世中混饭吃，这没什么不对的。宋人对冯道大加挞伐，但有一个事实却是：宋初许多文臣武将都侍奉过多个政权，比如范质仕过后唐、晋、汉、周、宋；符彦卿仕过后唐、晋、辽、汉、周、宋；张昭仕过后唐、晋、汉、周、宋；甚至宋人文彦博说赵匡胤也是周世宗的忠臣，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如果按欧阳修、司马光对冯道的标准，绝大多数的宋初名臣名将都要被否定，岂非笑谈？“良臣择主而侍，良禽择木而栖。”本不足道。倒是宋朝大文学家苏辙替冯道说了几句公道话：“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骄将之间，日与虎兕为伍，弃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不幸而仕于朝，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