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高徒，对福王之立，当然有所顾忌。而游走于江南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也以私益出发，联合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四处游说，竭力主张“立贤”，即准备拥立潞王朱常汸。
东林党人的出发点是党派利益，但是，福王朱由崧，的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位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宠儿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十岁那年（万历四十五年），朱由崧便被封为“德昌王”。由于老福王的王妃邹氏自己没儿子，朱由崧便得为福王世子。
真是有其父便有其子，朱由崧和他爸爸老福王恰似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爷俩不仅长相相仿佛（都是巨胖身材），而且吃喝玩乐方面的低级趣味，一模一样。这对父子俩，在洛阳王宫内，花天酒地，渔色无度。如果没有李自成造反，估计这一对活宝父子会作为“造粪机器”安然度过余生。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洛阳，老福王被抓后烹杀，朱由崧腿快，趁乱跑掉，得以捡得一命。
崇祯帝对自己这位堂兄很照顾，不但遣人安顿他在洛阳，而且不久后就下诏，让朱由崧嗣福王之位，由此，他就由“德昌王”变成了“福王”。
好景不常，洛阳很快被农民军攻下，朱由崧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经过卫辉府时，与潞王朱常汸同病相怜，结伴一起逃至淮安。这一次，朱由崧再无堂弟皇帝的亲切关怀，因为崇祯帝本人已经在北京自缢而死。
策立新君，有两个人举足轻重，一为史可法，二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师文臣，所以说话分量最重。
一开始，不仅史可法主张立有贤名的潞王，马士英也十分赞同。这是因为，看上去福王伦序最为合适，但他的名声非常不好，酗酒好色，粗鄙无能。由此，东林一系以此为借口，使不少最初主张立福王的士大夫缄默而退。特别是史可法，在他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马士英先是完全表示同意，风向变后，他灵机一动，把这些白纸黑字当成要挟史可法的手段和证据。
从东林党来讲，他们推开伦序想立潞王，其实完全出于私心，正如钱谦益所讲的那样：“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侄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老福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指朱由崧），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为俎上肉。”害怕福王为帝后念其父旧恶对东林党“反攻倒算”，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忧虑。
史可法与马士英浦口密议的结果，得出一个决定，即不拥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走第三条路线，准备往广西迎接明神宗之子桂王。
这一来，潞王派和福王派都傻了眼，谁也不好再说什么。南京的礼部准备好皇帝法驾去广西，想接桂王来南京继位。
关键时刻，一个绰号“胎里红”的太监卢九德出场，终于使帝位归于福王朱由崧。这位卢太监，当时是“守备凤阳太监”，与马士英是同事，他之所以倾向立福王，是因为他少年时代在宫中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并深得后者喜爱。一个太监，兵荒马乱中本不能成事，关键在于，卢太监背着马士英，暗中与江南的几位手握重兵的军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皆为总兵官）联系，这几个人为贪“定策”、“拥立”之功，纷纷同意，表示要立福王。
依理，这三个武官，只是总兵而已，皆受凤阳总督马士英节制，可是，非常之时，身为文臣的马士英恐怕武将趁机发乱，不敢再坚持他自己与史可法先前的定议，就墙头草即刻转向，改为表态拥立福王。
不少史籍都讲马士英骗史可法立桂王，然后暗中向福王买好，并非实情。他拥立福王的表态，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本人从立场而讲，最早倾向东林一系。
马士英转向立福王，其老友阮大铖也出了大力。
阮大铖受东林党排挤多年，怨毒满胸，常言“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所以，他提出要拥立与东林党有“世仇”的福王，并对马士英表示：“向年福王（指老福王朱常洵）未出藩时，为东林人所排挤催逼，受‘妖书’、‘梃击’二案种种诬陷，致使（郑）贵妃、福王深受荼毒，今世子（指小福王朱由崧）在淮安，若迎正大位，以报旧仇，则东林可杀也！”此番记述，来自笔记《万匮书后集》，有可信之处，说明了阮大铖对东林党的挟怨报复，可书中讲马士英似乎也深恨东林党，实不尽然。
欲向江南争半壁(6)
当时的马士英，与东林系士人还没有大的过节。而且，事情也不像许多笔记以及后来以讹传讹所说的那样，似乎都是讲马士英如何阴险，因为他认定福王好色昏庸容易控制等等。要知道，好色昏庸之君，并不一定好控制。
正是因为马士英手下几位武将的转舵，才使得这位冰雪聪明的文臣转向，由原先拥桂王继位，改拥他原本并不看好的福王。老马身为凤阳总督，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个总兵，本来是他手下将领。承平之时，几个武将仅仅是几条大狼狗而已。但混乱年代，凡事都本末倒置。
在此，一定要讲一讲明朝的监军制度。
说起监军，特别是明朝的监军，受电视剧的歪曲夸张影响，大家都首先会想到太监监军。其实，明朝文臣监军系统，非常发达，与太监监军彼此制约。也就是说，在明朝，并非公公们在军队独大。明代文臣监军有四级——总督、巡抚、巡按以及兵备道。
从景泰年间开始，侍郎以上文臣出任总督、巡抚时，都会带一个“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的衔位，这样，有“宪臣”之名，更能张大其事，显示威权。挂上“纪检”名义进入都察院体系，文臣在军，自然可以尽彰“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事权。最初，总督等文臣还非“文帅”，很少直接指挥战役，他们主要是协调、监督和考核将领们的业绩，弹劾失职行为。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武将，他们才真正负责各级的军事行动。由于监军文臣系统又有总督、巡抚、巡按等相互牵制，宦官监军另成一系，所以明朝军队系统由一庞大的监军网所笼盖，谁想单独一方染指都很难。从前大太监魏忠贤手可遮天，却因为明朝这种军队监军体系，他也没能轻易掌控军权。
特别是自明仁宗开始，“以文制武”逐渐成为常式，加上内阁制度的形成，武将地位日益低下。这一点，也符合封建王朝的政治形态。太平年间，君王当然要猜忌手握重兵军权的武夫，而士大夫阶级深受儒教陶冶，一般不会弄出兴兵犯上的事情。特别是嘉靖以后，卫所制度解体，兵源主要来自“募兵制”，如何管治职业雇佣军人，如何控制武将使兵士成为“私兵”，明廷只能加强文臣等监军的力度。
明朝前期，各地总兵还能与总督、巡抚分庭抗礼。成化以后，总督称“军门”，到达地方后，巡抚、总兵等大小官员均要谒见，总兵官有事相呈，要“甲胄行跪”，即使是各地勋臣，对总督也要“旁门庭参”。张居正当国时，大将名宿如戚继光、李成梁，均向这位文臣自称“门下”、“沐恩”、“小的”，一口一个“万叩头”、“跪禀”，十足凸显出文臣威风。
所以说，有明一代，“以文制武”策略行使最佳，基本上没有武将造反的可能。依据这种文官监军的制度，总督等监军文臣不仅可以对总兵等各级武将黜陟进退，甚至对所辖的地方军政大员，均有监督考核权。所以，按常理，马士英这位凤阳总督手下的几位总兵，其实应该是指哪打哪的武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