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盗匪的根源，于成龙认识得很清楚，也就是“逃人盗贼”。清代初年，八旗骑兵大举入关，拥立年幼的顺治皇帝在北京称帝，建立清朝的全国政权。皇帝一家住进了紫禁城，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八旗将士们，也要享受其胜利果实，拥有其生产生活资料，于是就大片大片地圈占土地。原来属于明朝皇室、藩王、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被圈占，大量属于平民百姓的土地也被圈占。被剥夺了土地的平民百姓，有的困苦死了，有的投靠旗下为奴，有的就铤而走险，做起了强盗。还有些人是先投旗为奴，不堪重负，又逃出来做了强盗。按于成龙的一贯理论，强盗来自于百姓，确实是这么回事。多年来，不但这批强盗没有被官府妥善招抚，化盗为民，反而因为饥荒战乱和官场腐败，更多的平民百姓被逼进了强盗队伍，或者成为同情强盗的人。
直隶的强盗，与广西罗城和湖广黄州的强盗性质不同，没有固定的山寨组织，也没有公开扯旗造反。于成龙既不能率兵大力征剿，也不能推心置腹地说服招安，只能被动地命令各级官员认真缉拿，同时大力推行自己用惯了的“保甲”制度，动员全民弭盗。
他的《弭盗条约》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十家立为一甲，选择其中家道殷实、人品老成、端正勤慎者为甲长，报官备案，其余九家要听其约束，违者报官追究。
（二）详细登记各家人口的真实情况，设立门单，由甲长统一保管。
（三）除甲长外的九家人，要互相作保，证明某家人口没有违法乱纪的情况，保单交甲长保存。如果蒙混具结，庇护犯罪分子，查出后作保的九家各打三十板，枷号两月。
（四）平日有犯罪情况，甲内八家不敢作保的，允许本人到官府自首，承认错误，改过自新，官府另建一册备案。日后被盗贼攀扯的，官府凭其悔过文书豁免。如果怙恶不悛，继续作案，官府当然仍要追究。其余游手好闲之辈，八家不肯作保的，也允许到官府另建一册。
（五）甲长订一份甲簿，详细记录甲内百姓外出活动的往返日期以及去向、目的，家中来客情况等等。可由本人向甲长汇报，本人不报的，允许甲内八家举报。
（六）甲长不会写字的，可请邻居代写。甲长外出归来后，要向九家汇报情况，共同登记甲长的活动。
（七）市镇居民开设客店的，也要订一份簿子，详细登记客人的情况。如果发现可疑人物，须及时向甲长或保长汇报。
（八）乡绅人家，有功名的人家，因为体统问题，不便与庶民编为一甲的，地方官应该根据情况，酌情另行登记，根据其名分高下，另外订几个册子。因为已经发生过武举、武生做强盗的案例，所以这些人也必须互相作保才行。
（九）各村趁农闲修理栅栏围墙，甲长安排居民轮流值夜，准备炮仗、钟、锣等物，一有匪情就敲打起来，全村出动，共同防御。如果将盗匪御于栅栏围墙之外，赏红布五尺；如果盗匪已入栅栏围墙，能够及时救护不致失事，赏红布一丈；如果能将盗匪打死或擒拿，赏红布一匹。如果巡夜、救护不力，造成失事者，要报官追究。
（十）村庄大小不同，有的只编一甲，有的能编数十甲。甲数多的，公选贤能为保长，听其统一指挥；甲数少的与邻村共同选举一位保长，也统一指挥。实行全村联防或者多村联防。御盗有功绩的，官府也分别情况给予赏银。消极纵盗者，要追究治罪。
（十一）百姓家里私藏的各种武器，既有防盗作用，也能用来为非作歹。于成龙命令清查武器，酌留一部分，刻上主人姓名，登记在案，严格管理，多余的武器上缴官府，官府按价赔偿。
（十二）有些居民，居住在圈占庄的旗人房屋之内，也要查明家数，编入附近的甲内。如果这些人抗拒不服，就抓捕他们的亲属，逼其就范，一定要互相作保，编入保甲，并且以抗违国法，枷责治罪。
（十三）保甲内有穷苦百姓，无力度日的，甲长要如实向地方官汇报，申请救济。如果任其困饿而死或者卖身旗下为奴，要追究甲长保长或者地方官的责任。
这套保甲制度，于成龙在黄州的时候，不但行之有效，而且利用保甲训练乡勇，打过几个漂亮仗。但到直隶后，这套制度却不能很好地推行，起不到什么效果。于成龙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南北风气不同，习俗亦异”。其实，主要还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差异所致。黄州百姓基本上能够享受到清朝政府的惠民政策，可以好好过日子，少数反清复明的势力，得不到老百姓的长久支持。直隶百姓则长期受到圈占政策的危害，那套惠民政策与圈占危害互相抵消着，社会矛盾不能够根本解决，盗匪问题也就不容易解决了。于成龙是清朝的臣子，没有办法采取治本措施，只能在治标上下大力气。他又拟了一套《续增条约》，完善保甲制度。笔者阅读之后，发现这些条约，主要是对下属官吏的指导和鼓励。介绍如下：
（一）直隶的大盗很有名气，称为“马上好汉子”。他们恩仇分明，有怨必报，谁要惹了他们，不是白昼被劫杀，就是晚上全家被杀，地方官吏和百姓们畏之如虎。有百姓声称，犯了王法不过死一个，惹了大盗就要死全家，宁可死于王法，也不敢惹恼大盗。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保甲，往往变成了窝藏大盗的地方。于成龙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狭路相逢勇者胜”，对付悍匪，就要有能吏。他命令地方官密访大盗的姓名和踪迹，一经发现，立即向巡抚密报。由他自己周密策划，擒拿大盗，然后扬刀立威，将大盗立毙杖下，为百姓们壮胆。其实，于成龙这时候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并且位至巡抚，事务繁多，不可能像黄州时代那样，亲自捉拿盗贼了。
（二）这条于成龙写了好多，似乎不得要领。一是说禁止民间养马，但只能用于平民百姓。二是说大窝藏犯都是富豪人家，家里饲养骏马，私藏兵器，外人根本不知道，百姓们也畏惧他们，不敢检举。这些窝藏犯又往往利用其合法身份，向地方官行贿，把他们拉下水，不敢治他们的罪。大盗们有的乘良马，来去如电；有的乘驴骡，一日也能行二三百里；还有的武功高强，徒步日行三四百里，官兵根本捉不住他们。于成龙要求官吏们放聪明些，不要和地方富豪们交往，不要收他们的贿赂，受他们愚弄，这样窝藏犯就会收敛一些。而且，巨盗们一般嫖赌成性，挥金如土，钱花完了就要出来作案，就要勾结各地的狐群狗党。这样，巨盗们的踪迹是容易暴露的，不难发现。另外，巨盗的同伙有很多其实是被迫入伙的，并不是真心做贼，地方官应该善于分化瓦解、招抚擒拿这些人，削弱强盗的势力。于成龙向下属们介绍了很多捕盗的经验，最后还把很难听的老实话也说出来了：“总之天下无难事，只怕不用心。若将问百姓要银子这副心肠，用在拿强盗上，何事不成？”其实，这里头还有个水平问题，像于成龙那样能干老辣的官员，不用教他也会捉拿大盗，像那些文弱书生出身的官员，你就是手把手地教，他也拿不住小贼。
（三）有些地方全村都是强盗，有些祖孙父子全家人世世都是做贼的。面对这种情况，如何编制保甲呢？于成龙说，不管他，先编进去再说。强盗总是少数，良民总是多数，选择有身家有才干的人做保长，时时提防着做贼的人家或村庄。以禁止夜行的名义，派人经常看守，如果发现这些人晚上出来，就立即捉拿。如果有证据，就问他们的罪，如果没有证据，也问他们一个擅自夜行之罪。时间久了，这些人自然小心谨慎，不再犯案，慢慢地就会改悔。这就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