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是特别严于律己的清官，对馈送礼品深恶痛绝。直隶的官员们听说过于成龙的名气，但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收礼，还是弄虚作假，故作清高。康熙十九年中秋节时，终于有一名官员站出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人是大名县的知县，他公开写了手本，备了不轻不重的中秋节礼，送到巡抚衙门，祝巡抚大人中秋快乐。这份礼品如果收下了，后边几百份重礼便会纷至沓来。
于成龙果然是大为恼火，他下发了一份《严禁馈送檄》，在文中表达自己对馈送礼品的独特认识。他说：“礼有交际，原因分宜相近，互为献酬，用将诚敬。”意思是说，送礼这件事，只有级别平等的人，才能用来交流感情。如果两个人级别相差太大，没有交情可言，为了维护体统，就应该杜绝馈送。虽然有“用下敬上，礼顺人情”的说法，但是等级名分，既不能故意疏远，也不能肆意僭越。自己和广大州县官员在一个省内共事，固然是休戚相关，但名分差异太大。如果互相送礼，论朋友交情，那就造成了“犯上”和“悖礼”的后果，既违反了法纪，又冒犯了巡抚的威严。
对于给自己送礼的大名知县，于成龙并没有追究。他说：“本应题参，姑念初犯，暂从宽宥。”然后下命令说，以后“凡遇重阳、冬至、元宵等节，并过路送礼，各衙门概行禁止。如有私相馈献，查出并行题参，决不姑宽。”
4．禁止佐贰官员擅理词讼
所谓“佐贰”官员，就是指各级官府的副职官员。知县的副职有县丞、主簿、典史，知州的副职有州同、州判，知府的副职有同知、通判等。
于成龙本人担任过的佐贰官为黄州府同知。他是从基层一级一级地干起来的，熟悉官场利弊，到直隶后又做过一些调查，了解到各级官府中的佐贰官员普遍存在不尊重正印官员、越权办事、骚扰地方的行为。于是，他专门下发了《严饬佐贰擅理词讼檄》，指出：府、州、县的佐贰官有明确的职责，比如缉逃捕盗、巡查私贩、领解钱粮等事务。而一切民间词讼，比如强盗、人命、重情、斗殴、户婚、田产等官司，属于正印官的职责。佐贰官不能私自受理民词，只有经过正印官批示允许的事件，佐贰官才能依法办理。于成龙在文中要求，必须严格按照朝廷规定办事，严厉查处违规行为。
5．严禁贩卖人口
直隶遭遇饥荒，虽然朝廷有蠲免赋税、粜粮赈济之举，但很多贫穷百姓仍然度日艰难，免不了有卖儿卖女乃至自卖自身的行为。有些从外地来的人口贩子，与本地恶棍勾结，采用哄骗欺诈手段，低价购买人口，再贩卖到外乡，获取几倍的利润。贫穷愚昧的百姓，只图有一口饭吃，只图能活下去，既卖不了几个钱，又不知沦落到何方。于成龙了解到这种情况，自然是切齿痛恨，认为地方官不管不问，属于“溺职”。
还有一种情况是卖于旗人为奴。按朝廷规定，旗人购买奴婢，必须经过地方官审查，在卖身契上盖印，并且上报到朝廷有关部门备案。当时，祁州发生一宗案子，曹之完的仆人曹来，想投靠旗人为奴，背着主人，与恶棍杜文常勾结，伪造了一份卖身契，祁州知州不问情由，就盖上了大印。后来，主人曹之完投词控告，经过保定知府审理清楚，销毁伪契，将曹来断归原主。于成龙查阅了这宗案卷后，十分愤怒，认为类似的事件一定非常普遍。
他发布了《严禁略卖檄》，要求直隶境内各处的地方官，要认真察访外来人口贩子与本地恶棍勾结贩卖人口的事件，一经发现，立即捉拿查办。关于旗人买奴的情况，要求地方官认真对待，将当事人和左邻右舍以及族长等相关人员，一起传唤问话，确实是生活无着，自愿卖身，价格公道的，方许盖印。
如果地方官仍然玩忽职守，“不恤小民困苦，任其辗转贩卖”，或者对“旗下买身文契，不行查明，轻与用印者”，一旦察访确实，就要以“溺职”罪参劾罢官。
6．加强防守，协拿盗贼
直隶境内盗匪横行，杀人越货，无所不为。这种情形，在许多旧小说中都有反映，比如窦尔敦盗御马、杨香武三盗九龙杯，还有黄三太、黄天霸等人物故事，其实都是清代初年直隶境内的事。这些人到底算是普通盗匪，还是替天行道的英雄豪杰，暂不必论，作为巡抚的于成龙，自然必须以治盗安民为要务。
他下发了《饬查防守地方檄》，要求查明直隶真定府与山西交界处的军队防守情况，合理安排，把守关隘，防止盗贼越境作案或者逃逸。
又下发了《严饬协拿盗贼檄》，指出直隶境内“盗迹诡秘，出没无常，呼朋引类，纠党非一处之人，朝西暮冬，行止无一定之所”。地方官往往只管自己辖区内的案子，盗贼一旦逃入邻境，就束手无策，外地的盗贼逃入本地，也不闻不问，这样就给盗贼提供了大量的逃匿机会。于成龙要求各地方官要同心协力缉拿盗贼，要互相帮忙，不要互相推诿，更不许故意为盗贼开脱。
《清稗类钞》中记载，于成龙曾经下令在大道两侧修筑长墙，防备响马。这种办法既劳民伤财，也不能起到防御效果，于成龙很快就醒悟过来，下令停止了。据称，当地的绿林好汉曾经在夜里骑马绕着巡抚衙门奔驰，向于成龙示威。有人写诗讽刺道：“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夜绕官衙。”
7．严禁奢侈浪费
奢侈浪费行为，不算是违法犯罪，只能说是社会的不良风气。官员们追求奢华，免不了要从贪污纳贿中想办法；富户们追求奢华，免不了坐吃山空，家道中落；平民们追求奢华，则寅吃卯粮，挖肉补疮，免不了有倾家荡产之虞。按照因果报应的理论，社会风气过度奢靡，则会导致饥荒和战乱。在康熙皇帝颁发全国的《上谕十六条》中，第五条就是“尚节俭以惜财用”，把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当成是基本国策。
直隶守道董秉忠，是一位能干的清官，他给于成龙提了四条治理直隶的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力崇节俭”，于成龙非常赞同，立即摘录董秉忠的建议内容，下发了《严禁奢靡檄》。
文中说：“天地之生财，止有此数。过用则易竭，奢费必不支。且暴殄狼藉，凶札随之，必然之理也。”文中详细叙述了直隶省境内奢侈浪费的种种情状，然后很尖锐地指出：“总由为民上者不身先俭朴，以躬导之。彼蚩蚩若辈，何知物之当惜，福之不可尽享也？”意思是，这种不良风气是由各级官吏们的作风不正导致的。要求各级官吏们率先垂范，先从自身节俭做起，然后“恳切化谕”属下百姓，让大家知道“粒食之不可暴弃，非分之足以丧身”。婚丧嫁娶的宴席典礼和日常生活的用度，都要有所限制，不能过分。当时，每月初一十五，民间都要上“政治课”，由乡约地保讲述《上谕十六条》。于成龙要求，在“政治课”上要多讲禁止浪费，提倡节俭的故事，共相劝励。还要求，民间知书达礼的士大夫要教育自己的家人、族人和亲戚，德高望重的老人要教育自己的子孙。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村里之间，将见古朴可风，物力常余。日积不见多，而岁积则日盈。苟逢水旱灾荒，未必遂致捉襟而露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