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地的姚启圣不明究竟，派人到省城催办捐银买米的事情，于成龙写了一封《上姚制台议捐济禀》，详谈福州的实际情况，说明自己不愿买米的原因。他说：（一）福州工商业者多，农民少，大家都靠买米生活，如果米价飞涨，百姓们生活难以保障。（二）福州驻军每月消耗料谷两万石，每石折银只有六钱五分，远远低于市价，购买料谷已经费尽委曲，十分艰难，如果米价再涨，则军队每月两万石的料谷就不可能买齐。（三）总督给各司道府派下来五千两银子的捐款，因为官员们经济拮据，负债累累，完成十分困难，逼急了只能用非法手段向下属和百姓摊派了。于成龙在这里列举了几位同僚困窘负债的例子。（四）目前福建的藩库十分匮乏，欠姚总督本人的一万两银子一直归还不了，军队每月还要消耗一万四千两，自己只能呕尽心血，东挪西补，实在不敢再支用新到的饷银买米了。
于成龙最后说，五千石左右的粮米，对泉州来说是杯水车薪，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先平抑米价，等朝廷的饷银解到之后，如数发放拖欠的军饷，饷银充足后，民间囤积的粮米自然愿意出售，粮食问题就能圆满解决了。
从这篇文章看，过惯穷苦日子的于成龙，经济头脑并不比富商出身的姚启圣差。他用借米还米、临时周转的方式，平抑了飞涨的米价，帮助大家渡过了难关，其效果，并不输于姚启圣的慷慨捐款。
十、协助吴兴祚稳定后方
康熙十九年（1680）初，巡抚吴兴祚即将率兵南征。于成龙向吴兴祚上了一封《上吴抚台论闽疆事宜》，建议未雨绸缪，稳定后方。这也是于成龙的一贯作风，喜欢关心全局，为上级出谋划策。
（一）省城福建是根本之地，要防止叛乱发生。于成龙说：“闽民奸诡而好乱，多图侥幸，为不终朝之计。”逃兵、匿寇、贫民，这都是福州一带的不稳定因素，于成龙建议吴兴祚在出征前，先处决林鼎、陈德枫两宗叛乱案中的在押罪犯，震慑一下，稳定人心。
（二）延平、建宁、邵武等府是福建的上游地区，也是通商运粮的交通要道。近来山寇作乱，很多地方都受到荼毒。江纪、杨一豹等山寇首领，以准备投诚为诱饵，麻痹官兵，继续焚掠百姓。于成龙建议吴兴祚增兵设防，防止酿成大乱。
（三）后方各营士兵缺乏训练，只知道迎来送往、放哨站岗、消耗粮饷，并没有真正的战斗力。于成龙建议吴兴祚尽早安排练兵事宜。
于成龙是留守省城的最高官员，为巡抚分忧解难也是分内之事。在他的谋划和吴兴祚的妥善安排之下，福建省内没有发生大的叛乱，局势大体稳定。不久，吴兴祚的南征也取得了一些战果。
十一、“天朝洪福！”
康熙十九年（1680）二月，于成龙接到朝廷的调令，康熙皇帝特简他为直隶巡抚。但当时总督和巡抚都出兵打仗去了，留守省城任务重大，于成龙拖了好几个月才交卸了职务，动身北返，于当年六月到达直隶上任。
他在福建生活了一年有余，仍然保持着清廉节俭的风范。
臬台和藩台都是省内高级官员，下属官员很多，手里的权力也很大，按照官场惯例，是有很多收礼纳贿的机会的。于成龙这方面十分注意，严厉禁止下属官员给自己送礼。同僚之间的礼节性来往，也只限于榄果和蒲葵等价值不高的土特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收水果瓜子之类的礼品。
福建是沿海地区，码头上经常有外国商船停泊贸易。清政府在这方面有严格的限制，外商们为了打通关节，多买多卖，也势必要向主管的官员重金行贿。官员们趁这个机会发点洋财，对外商、对百姓、对国家其实都没有坏处。于成龙升任藩台后，主管对外贸易，也成了外商们行贿的对象。他仍然严于律己，绝不受贿。外商们最初以为于成龙胃口大，嫌礼品送得太轻，就加倍行贿，于成龙仍然不受。外商们借验货之机，拿出一些价格高昂的香料，请于成龙品评。按惯例，这些东西验过之后就留在衙门里了。于成龙只是拿起来闻一闻，辨别一下货色，然后就让外商拿回去。外商们很感叹地说：“天朝洪福！我们走遍天下，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清官。”
布政使衙门的大堂名叫“紫薇堂”，于成龙专门撰写了一副廉政对联，挂在堂上。联语云：
累万盈千，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戴锁？
一丝半缕，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
这副对联写得很精彩，也很有于成龙的思想特色。一是禁止贪污，一是禁止浪费，“披枷带锁”说的是朝廷的王法，“男盗女娼”说的是因果报应。这对联，既是警示自己的，也是警示属吏的。
于成龙在福建的俸禄，每年有一百多两，主仆几人勉强够花了，但生活水平实在是不高。他集资赎买奴婢，给囚犯布施口粮医药，还有其他一些公益慈善事务，都免不了要花费一部分俸禄。有时候实在拮据了，就得典当衣物去换口粮。当时，福州城里经常有北京来的钦差大臣、八旗将军，这些天潢贵胄成天到处乱逛，无所顾忌，于成龙的官衙和内室，也是他们散步闲逛的地方。他们看见于成龙房里只有一个竹箱子，里头只有一套朝服，饭锅里泡着稀饭，不知还要吃到什么时候，另外还有几十捆文书，此外再没有私人物品了。这些过惯了富贵日子的权贵们，对此情景都摇头咋舌不已，没想到还有这么穷困这么清廉的大官。
关于于成龙的衣物，记载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说他衣物极少，另一方面却说他经常典当衣物。如果衣物极少或者极破旧，他拿什么去典当？笔者认为，说于成龙衣物极少的记载是不太准确的。他家庭经济富裕，可能会经常给他寄送一些衣物。而他在官衙里生活俭朴，用不着太多，就经常拿出来典当换银子，做做善事。
在当时的官场上，汉族官员的俸禄都比较低，负债累累的穷官非常多。于成龙在写给姚启圣的一份文件中，就举例说明过福建几位道台的经济状况。但适当改善一下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手里有权，什么事都不会难办。有些同僚就奉劝于成龙，稍微过得好一点。于成龙说：“我平生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过布衣蔬食的生活。衣食问题，只要能够免于饥寒就行了。”还向人说：“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享受这件事，也不知道馈赠交际有什么用处。我每年得到的俸禄，其实也花不完，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们注重经济，注重提高物质生活。大家都忙着赚大钱，赚了钱之后又忙着买好房买好车买好衣，大吃大喝，游遍天下，甚至还要干养二奶包情人之类的事情。于成龙这几句话，确实像是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也像是虚伪矫情的高谈阔论。但是我们要知道，于成龙是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除了忠君、爱民、做好官、名垂青史之外，他还在追求儒家的圣贤境界或者仙佛境界。他在布衣蔬食之外，也还是有很多生活乐趣的。他在福建时，曾经撰写过一副对联，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与精神境界。联语云：
山到穷时，现许多峭壁层崖，叹富贵功名，何似林禽野鸟；
路逢狭处，经无数行云流水，任盘桓谈笑，休孤翠竹苍松。
第五章皇恩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