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杂派”，等于是正赋之外的“杂税”，也就是平时人们常说的“苛捐杂税”，是老百姓的超额负担。皇上和朝廷要唱红脸，做好人，屡次下旨，严禁地方官府征收“杂税”。但是，地方官府确实无法执行朝廷这些“惠民政策”。为什么呢？官府事务太多，朝廷拨给的经费又太少，不向老百姓摊派行吗？
于成龙作为一个大清官，也十分为难地说：“然亦有确不可少者。”他一一举例说明：每年印制赋税票据“由单”，其纸张工墨费用，要摊派下去；印制“实征”的单据，其纸张工墨费用也要摊派下去；为国家采购药材，经费不足，要摊派下去；制作包装表笺公文的包袱，经费不足，也要摊派下去；春秋二祭，这是朝廷大典，花费不能太节俭，要摊派下去；起解编银的路费，两次“奏销”的路费，都要摊派下去。这些都是常规惯例，不能不做这些事，不能不花这些钱，不摊派“杂税”就无法完成。
于成龙的解决办法是，既然朝廷不可能拨足这些经费，那只能与百姓好好商量，公开透明地办好这些事情。县官在大堂上召集百姓开会，讨论商量具体的摊派数额，银钱够用就行。当着大家的面，收齐银两，县官在“派单”上用朱墨批示清楚，然后把“朱单”交给“见年”保存。这样，即使有存心不良的县官想从中贪污，也不敢把多派的“朱单”留给百姓做自己的把柄。
至于非常规的上级杂派，比如罗城县过去帮云贵解运军饷的费用、帮各道进表的费用、帮浔州的路费等等，县官将上级的文件公开展示给百姓，然后再从容商议完成。
这样，县官将信息全部公开，不必愧对百姓，百姓也不必怀疑县官从中贪污。大家互相信任，有紧急公务也就可以互相帮忙，共同完成。
某些地方的不肖官员，借口境内少数民族百姓不识汉字，不懂官府规矩，就不公开详细信息，由官府包办“杂派”事务，让百姓们笼统地交钱。刚开始，或者还有照顾百姓之心，时间久了，就会在其中私自加派，中饱私囊，给百姓们增加大量的负担。所以应该严厉禁止官府包办“杂派”，必须做到信息公开，用途明确，数额合理，有据可查。
老百姓搞不清楚哪些是正赋，哪些是杂派，主要原因是官府不及时发给“由单”。少数民族百姓虽然不识汉字，但也能拿着“由单”向别人询问，搞明白自己的赋税情况。不发“由单”，很容易混淆原熟土地和新垦土地的区别，让百姓们盲目多缴赋税，官府把杂派悄悄加在正赋里头，老百姓也不会知道。
朝廷的法令越来越严厉，官府投机取巧的办法也就层出不穷。不发“由单”，有各种借口，比如“印结”“甘结”等，增添了很多麻烦，让人摸不着头脑。
于成龙建议巡抚调查这些事件，出其不意地向乡民询问，纳税之后有无“由单”，没有“由单”，就说明当地官府肯定有问题。官府里保存的那份“收银大流水簿”，一般都打点停当，毫无破绽，看不出问题来。但只要把官府保存的收银发票与百姓手里的“由单”两相对照，立即就能发现问题。这样调查，那些不肖官员就无法从中贪污了。
于成龙的这条建议，对他的同僚们来讲，确实是毒辣了一些。
9．官员的体统与百姓的冤情
在前面各条中，于成龙建议巡抚严厉查处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对贪官污吏，他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一牵扯到“民告官”的问题，于成龙又有很多周全的考虑。
于成龙认为，官和民之间，如同父子关系，有上下尊卑的体统，不能够紊乱，不能够鼓励“民告官”。他说，广西开辟的最初几年，民告官者，大多是外地流棍教唆本地少数民族百姓告状，借机诓骗钱财。及至升堂审理，流棍先跑了，剩下不通汉语不识汉字的少数民族百姓，茫然不知所问所答，案件也就不能成立。近几年的情况又不同，百姓告官，大都事出有因，是受了官吏的逼迫坑害，不得已而为之，上级是应该重视这些事情的。
被百姓控告的官员，应该顾及到自己的体面和廉耻，及早引咎辞职，避免与百姓当堂对质。“若反复争辩以祈免罪，加民以刁巧，宁不自愧？纵使辩明无辜，复何面目腼居民上乎？”
作为上级官员，如果立意与民洗冤，公开查处犯罪官员，则无疑会助长民间的“刁诈”风气，不利于培养良好风俗。上级应该将“民告官”的状子暂时压下来，不公开受理，然后通过其他监察手段，缓缓地清理这些贪官污吏。这样，既收到了惩处警示效果，又不让百姓承担以下犯上以民告官的过失，维护了民间的良好风气，也给广大官员保全了一个体面。
在于成龙的时代，有上下尊卑这些体统讲究，考虑周全一些确实是应该的。只是，现代人早就不讲究这些了。
10．边防问题和民族问题
这一条是于成龙替巡抚金光祖考虑的。
他认为，交南（今越南）发生内乱，各派势力都争着依附中国，以求支持保护。朝廷对此辈不可过于信任，边防不可疏忽。一旦彼地内部平定，必有强势人物出现，危害中国边境，不可不早防备。
另外，境内很多地方改土归流，也就是从土司制变成一般官制，当地少数民族百姓未必心服口服，仍然存在一定危机。巡抚应该多加防范，未雨绸缪。
这篇《再陈粤西事宜》，既向巡抚金光祖汇报了基层的各种弊端，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而这些办法，无疑又来自于成龙自己的工作经验。我们从他的工作经验，又可以发现他洁己爱民、兴利除弊的种种政绩，由此也可以更清晰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于成龙的名吏风范。史书的记载都很简略，幸好还有他本人的文章传世，给我们留下许多可以探寻的痕迹。
十五、与民兴利的措施
前文介绍的于成龙政绩，大都是以“除弊”为主。在“兴利”方面，广西巡抚金光祖和两广总督卢兴祖在举“卓异”的文件中，曾有很概括的介绍：“建学宫，创养济院”，前者是兴学，后者是养老。
所谓“学宫”，包括封建时代各地普遍存在的“文庙”，祭祀孔夫子等儒家圣贤，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灵圣地。也包括县级的“儒学”，又称“县学”，就是官办的县级学校。有些地方，文庙和儒学的地方是分开的，或者是相邻的，有些较为贫穷的地方，两者可能就合在一起。罗城县学宫的情形我们现在搞不清楚，根据当地的贫穷情况，合在一起的可能性比较大，建筑可能也是比较简陋的。有可能是购地新建，也有可能是在明朝的学宫废墟上重建。
根据朝廷规定，知县的职责是：“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这里头包含着教育，也包含着祭祀，所以兴建学宫，是于成龙的分内之事。修建经费，可能会有一部分是朝廷正式的拨款，有一部分属于前文提到过的“杂派”，还有可能是当地士绅大户，包括于成龙自己，慷慨解囊捐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