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倒没有这样悲观。教书，是有可能的，读书人科场不顺时，首选的职业就是教书。卖炭，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最多是参与或者经手过几桩煤炭生意，不会作为主要的职业。于成龙落榜了，境遇是很惨，但并不至于落魄到底。他的家境，在永宁应该属于中等偏上的。经过多年的战乱，经济凋敝，原来的有钱人家日子过得也很拮据，有时候会卖房卖地兑换现银，但总还是过得下去的。
于成龙是老贡生，在永宁城里，仍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于成龙在《请正朝仪详》一文中，曾经详细回忆故乡永宁州朝贺典礼的程序细节，这说明他亲自参加过多次典礼，可能还是主持操办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典礼，也只有地方官吏和士绅中的头面人物才有资格参加。
另外，于成龙后来上任罗城知县，算是第一次当官，但他办事有条有理，似乎是公门老手，这也不是单纯的读书人能做出来的。他一定是在某些地方，积累了相当的工作经验。我们再看看康熙十三年于成龙在黄州平叛时的种种记载，当时有很多生员、武举、贡生、监生、绅士等身份的地方人士，参与了于成龙的各项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人被简称为“绅衿”，绅是指退休官员，衿是指有功名的读书人。这说明在那个时代，有功名的读书人参与地方官府事务，是常见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于成龙在落榜居乡的日子里，曾经参与过当地乃至附近地方官府的工作。到底是吏员身份，还是幕友身份，或者是临时性的无名义的帮忙身份，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积累了丰富的官场工作经验，那是一定的。
在家事方面，也有很多变化。顺治十一年（1654），妻子邢氏生了第三子于廷元，大哥于化龙病故。父亲于时煌也进入垂暮之年，不能再管家了。这年乡试，于成龙没有再参加，安心在永宁当起了于家的家长，管理经营那份祖传的家业。于成龙曾说：“吾永宁地土硗瘠，而天时又亢涝靡定。”意思是永宁这地方土地贫瘠，水旱灾害比较多，农业生产很艰难，做家长的就应该“率其佃仆，及时耕种，及时耘耨。宁先时，毋后时。仍不时亲身董率，勿自家懒惰，委之家人。”则他自己在农忙时节，也会亲自下地劳作。时间长了，农业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他应该也积累了不少。和农业相关的其他副业，他应该也比较熟悉。
明末以来战乱灾荒频仍，人口锐减，各地的无主荒田很多。精明的于成龙，在居乡的这几年，有可能带着家人努力开垦荒田，也有可能低价购进别人的土地，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田产，重振自己的家业。顺治六年的抗清战争之后，山西的局势算是比较平稳，各地都在慢慢地恢复生产，于成龙的家境，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到顺治十五年（1658），父亲于时煌病故，大儿子于廷翼也算成年了，读书进学，做了秀才。于成龙自己呢？难道就甘心永远做个出入公门的地方名士或者种田囤粮的田舍翁吗？于成龙有一首五言古诗《老女吟》，收录在其《诗集》的第一篇。这首诗表面上是用同情怜悯的口吻描写一位过龄未嫁的老姑娘，但实际上寄托了于成龙自己中年未仕的身世之感。全文抄录如下：
妾身已许嫁，梅实过三春。
四德未敢斁，归期何尚迍。
岂为侬貌寝？应是婿家贫。
冰融霜又至，何以采涧滨？
布丝郎可贸，井臼妾所亲。
旭日雁声寂，蛾眉低自颦。
谁家车和马，百两烂其邻。
妾命嗟成薄，桃叶空蓁蓁。
拊心叩昊天，终待结朱陈。
就使穷难嫁，讵将香逐尘。
悲思古贤妇，馈馌敬如宾。
卬友心同否？有生殊不均。
十、副贡得官
在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的开头部分，康亲王杰书向年轻的顺治皇帝奏报，天下各地官员紧缺，让皇帝想办法多选人才。年幼的三阿哥玄烨当时正在旁边，就出了一个很明智的主意，让皇帝选拔前明时代有功名的读书人。于是，咬着胡萝卜的于成龙就跑到京师选官来了。
这个故事情节，应该是编剧合理虚构出来的。说它合理，一是因为当时确实是缺乏官吏，急需大批人才进入政/府工作；二是因为清朝政府一直就注意拉拢团结汉族知识分子，一直就注意任用前明的官吏和读书人；三是因为三阿哥玄烨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少年早慧，能出好主意，并不出人意料。
但这个情节确实又是虚构，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清朝延续明制，在明朝做过官的，只要肯归降，自然有官当，在明朝有功名或做官身份的，只要肯来选官，也自然会选上，并不需要这么一个特别的故事情节来强调。
于成龙是顺治十八年（1661）春天在北京选官的，其资历便是明崇祯十二年考中的“副榜贡生”。后来的各种传记，都以此为于成龙的出身。但当时选官的程序和具体情形是怎样的，各种记载都从略，笔者认为，应该是按惯例进行的，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按照明清时代的监生制度，于成龙应该到国子监进行一个时期的学习，通过考试，然后分到某个衙门“历事”，也就是实习，熟悉官场的各种规则。实习期满，再通过考核，然后才能到吏部去选官。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十天半月能办好的。
制度是一回事，实际执行又是一回事。也许，于成龙只需要办办手续，走走程序，很快就能完成选官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现代人常说的“拉关系走后门”了。
于成龙从永宁老家跑到北京城里选官，这中间应该是有很多事的。是老父亲临终时的遗命，是老母亲的命令，是同学好友的规劝，还是哪位发达的亲戚好友的帮衬？这些都没有记载。但我们只需明确一点，做官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主要职业，只怕做不上，没有不想做的。于成龙在永宁闲居了多年，早就应该蠢蠢欲动了。
于成龙在《治罗自纪》一文中说，自己选的官不好，“亲者不以为亲，友者不以为友，行李萧条，自觉面目可憎。”他当时仍在北京城，这里说的亲友，应该就是住在北京的亲友了。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于成龙这次选官，确实得到了北京有权有势的亲友的帮助。他们或是写信劝于成龙到京里来，或是为于成龙提供居京的食宿，或是帮他打探消息，疏通关系，办理手续。以自己的举手之劳，帮衬穷亲戚穷朋友发达起来，日后也能互相照应，这就是中国人固有的人情关系。
于成龙的“副贡”身份，能选的官职很有限，也都不算好职位。笔者考察了明清时代的选官制度，虽然有一定成规，但历朝变化很多。“副贡”这样的身份，如果考核成绩好，能够得到州的副职和县的正职，但可能都是偏远州县。如果成绩差一些，则可能得到州县的教职，就是主管学校事务的教官。于成龙的成绩应该很不错，所以不必做教职，而去做州县官。
最后确定职位，是靠抽签方式。吏部把相关的空缺职位写成密封的签条，让选官的人来随机抽取，纯属碰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