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也是清朝的顺治元年。江山易主，风云变色，对广大读书人来讲，成天学习忠孝节义，这时候就有一个最敏感的气节问题。这年于成龙虚岁二十八，算是很标准的成年人了，完全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行为能力。他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
顺治二年（1645），清廷下令恢复乡试，据《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传》中讲，于成龙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接受清朝统治，没有去参加这次乡试。
顺治四年（1647），于成龙到了省城太原，进入崇善寺开办的学校，修习举业，为参加乡试做准备。这是他政治态度的一个新表现，说明他完全愿意做清朝的臣民，并且完全愿意为清朝政府服务了。效忠于明朝的思想观念，到此戛然而止。
我们后人阅史，对前人的行为，虽然可以进行评论，但应该抱有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不要过分苛求。我们可以敬仰傅山、顾炎武、王夫之乃至郑成功、张煌言、夏完淳等不屈的遗民和英雄，也可以痛恨洪承畴、吴三桂等引狼入室、为敌前驱的叛徒和汉奸，但是我们也应该宽容理解处于这二者之间的一大部分人。隐居首阳、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式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如果你有一大家子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旁有一大批亲友，大家要穿衣要吃饭，要读书要治病，要婚丧嫁娶，总之一句话要活下去。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这时候的你该怎么办呢？是农民，你就要去种田；是工人，你就要去做工；是商人，你就要去贸易。那么读书人呢？在明清时代，读书人其实只有一条生活出路，那就是科举做官。实在做不了官的，才会去教书去游幕，一是为官场准备新的人才，一是直接为官场服务，还是离不开这个官场。这是个非常无奈的事情，设身处地一想，也就明白了。即便是那几位宁死不屈的著名遗民，比如黄宗羲、顾炎武等，有的是在晚年勉强归顺清朝，有的是自己坚决不仕，但不反对儿孙及亲友去做官，因为遗民不能世袭，大家都要活下去啊！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上苛求于成龙什么。顺治四年冬天，他又添了个儿子于廷劢，生活负担真是越来越重了啊！
另外再说说于成龙就读的学校。
根据《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传》，只说于成龙是到太原崇善寺开办的学校读书，并没有说是“三立书院”。笔者自己判断，崇善寺这座学校，其实就是当时山西省最高学府三立书院的临时办学地。
三立书院，原名晋阳书院，创办于明朝嘉靖年间，地址在今太原城侯家巷西段。万历初年，书院筑三贤堂，祭祀王通、司马光、薛瑄，并更名为河汾书院。不久，张居正下令禁毁天下书院，河汾书院被迫停办。到万历二十一年，山西巡抚魏元贞采纳民意，变了个花样，在右所街修建了一座“三立祠”，托名为祠庙，其实仍是书院性质，延续晋阳书院、河汾书院的办学传统。到崇祯初年，三立书院办学规模已经很大，最多一次招生达二百五十名，算是山西省的最高学府。书院教风严谨，学风活泼，人才辈出，声名远扬。著名的傅山先生，就曾受邀在书院任教。
明清易代之际，太原多经战乱，三立书院的房舍毁坏很多，衰败不堪。直到顺治十七年，巡抚白如梅才在侯家巷重新购地，大规模地复建三立书院。到雍正年间，朝廷拨银扩建，把名称又改回到最初的晋阳书院。此后，晋阳书院一直是山西省最高学府，并在清末改建为山西大学堂，成为现代山西大学的前身。
于成龙顺治四年到太原游学时，正值原三立书院房舍残破，不能正常办学。师生们临时借居于房舍众多的崇善寺，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读书学习研讨等功课，可能主要在崇善寺，而祭祀典礼之类的活动，可能仍在“三立祠”。于成龙在著作中多次提到过太原三立祠，比如祭拜明朝殉难巡抚蔡懋德等事情，就是他参加书院的证据。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于成龙是到山西省最高学府去学习的。称它晋阳书院或河汾书院可以，称三立书院或三立祠也行，称为崇善寺的学校也无不可。
这种具有一定民间办学特色的书院，与地方“儒学”乃至京师国子监完全不同，学风显得活泼自由，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也很高。从顺治四年到顺治八年，于成龙在那里学习了四年左右，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友。在良好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大家博览群书，交流砥砺，关注时代，反思兴亡。每个人的文化知识、社会阅历乃至儒学思想，都有了很大的丰富和提高。于成龙他们这批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异族统治的新兴王朝，是历经战乱摧残的天下苍生。他们如何适应这个新时代，如何利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国家、为百姓做一番有益的事业，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都是他们这些书院里的高材生天天要思索探求的大问题。这里引他一首借物言志的《鸡冠花》：
亭亭赤帻岸台端，傲出风霜不自寒。
要识朝阳凭一唱，扶桑高捧海澜安。
四年的书院生涯，对于成龙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日后能成为著名的“天下第一廉吏”，在风波险恶的官场上打拼成功，凭借的就是书院里的思想文化积累。
但不幸的是，书院培养提高了他的真才实学，却没有提高他的八股文水平。顺治五年和顺治八年，应该都是乡试之年，于成龙不但没有正榜题名，连副榜也没有考上。命运捉弄了他，却也在继续锻炼着他。
九、乡试落榜以后
顺治八年（1651）秋，于成龙在太原参加了自己平生最后一次乡试。
考试完毕后，于成龙和好友交城张奋云、稷山武祗遹以及荆雪涛、时泽普等人，住到城北故明晋藩的莲池东书院里，等待发榜。大家都是三立书院的高材生，平时以功名自许，这时候难免踌躇满志，畅谈理想。顺治六年左右，山西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清战争，血淋淋的记忆，是每个人心中永远的痛。从明末以来，战争不断，灾荒不断，把个锦绣繁华的大好河山，折腾得哀鸿遍野，惨不可睹。要救民于水火，要恢复太平盛世，就需要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勇敢地承担起这个重任。于成龙向朋友谈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不昧天理良心”的口号，他要以这种理念，进入清朝的官场，为天下苍生服务。
高谈阔论在发榜之日戛然而止，学问很好的于成龙、张奋云、武祗遹这次都落榜了。考不上举人，就不能去考进士，也就得不到出仕做官的好出身，一切理想似乎都谈不上了。于成龙这年三十五岁，在太原读书四年，大概也花了家里不少钱。如今，只能够灰溜溜地回永宁老家去了。
于成龙回乡之后，都干了点什么呢？有人说，他在永宁州大武镇那座著名的木楼里教书，赚点微薄的束修银子养家；有人说，“贵人遭磨难，于成龙砍过炭”，好像是下了煤窑当了矿工，又好像是当煤老板或者贩煤的商人，反正是跌到了人生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