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也就难怪秦一直被中原各国视为＂虎狼之国＂，连同出于蛮夷的楚国人都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⑤人们普遍对秦国鬼子缺乏好感也就绝不是偶然的了。公元前２６３年，韩国把上党郡割让给秦国，就是因为“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⑥因此直接引发了惨烈的长平之战。
这种文化上的不认同，不可避免地令的亡国之痛更加刻骨铭心。《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一颗陨石坠落在东郡（今河南省东北部，故魏都大梁，濮阳、黎阳，并是魏之东地，故立郡名东郡－《史记索隐》）当地老百姓便偷偷在石头上刻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充分说明了六国之民对秦统一的离心力有多么强。
看来，战场上的厮杀是沉寂了，文化领域的成败依然使新王朝的命运悬于一线。怎么办？满清入关以后，以一个原始落后的游牧民族，能迅速吸收并融合到先进的汉文化里去。这一点更难不倒秦国人，打仗都不怕，还怕学文化？
在统一王朝建立之始，秦始皇对于解决文化差距问题采取了积极步骤。他“悉纳六国礼仪”⑦，还建立了一套＂博士＂制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这些博士官禄六百石，定额约七十人。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有“稷下先生千有余人。”⑧秦国博士人数差得很远，但“稷下先生”是纯粹的学术职称，“不论职而论国事”；而博士们有职责参与廷议，讨论宗庙典礼、功赏罪罚、法制民政、甚至大臣们的表现评估。
这些博士们的来源，籍可查考的，大都来自东方，尤以齐人为多。建议分封＂子弟功臣＂的博士淳于越是齐人，后来为汉高祖刘邦＂制礼乐＂的叔孙通，亦赫然在列。这一点反映出秦在统一之初，对盛兴于齐的礼教文化采取了吸纳和包容的态度。博士们要“掌通古今”，这原本是儒家之所长。可见从商鞅开始的“壹教”、“壹言”之法家原则，到此时出现了相当大的转变。夏增民在《博士制度与秦朝政治转折》一文中便指出：这种博士制度，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新的统治模式的尝试，他试图把东方六国的政治精华吸纳入行政体系，借此消弭东方的反抗情绪。”
但是秦始皇的一厢情愿，很快就碰了一鼻子灰。文化融合的努力归于失败，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时髦的名词，只是被称为＂焚书坑儒＂。
①《史记·秦本纪》
②司马光－《稷下赋》
③《战国策·秦策三》
④孙开泰－《论三晋文化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河北学刊》，2000年第2期）
⑤《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⑥《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⑦《史记·礼书》
⑧《盐铁论·论儒》
第三部成功是失败之母
４."焚书"非一时兴起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作为＂暴君＂的罪行之一，本来是早已盖棺定论的。用郭沫若的话说：＂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①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CultrualGenocide"(文化屠杀）。
但是自从毛主席写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名句以来，为这一＂罪行＂辩护的也日渐增多，至今不衰。所有的辩白归纳起来，要点不外乎两条：
第一，焚书只是焚的＂《诗》、《书》、百家语＂，其他实用技艺的书籍象农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都没有烧。那些封建糟粕反正无用，烧了也罢。
第二，秦始皇坑的是术士、方士，而不是儒。经人考证，＂坑儒＂一说的始作俑者，是伪《古文尚书》里假冒孔安国所作的《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而这个伪作者，很可能是魏晋时期的大儒，西晋武帝的太傅郑冲。②
辨护方的出发点，是把＂焚书＂与＂坑儒＂分割成两个孤立的事件。＂焚书＂的起因，似乎是在一次“始皇置酒咸阳宫”的宴会上，博士齐人淳于越提出效法先王，分封“子弟功臣，并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③。从而引发了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弹，遂上＂焚书令＂，并获始皇批准施行。而＂坑术士＂则是因为是方士的长生药不灵，让始皇感觉上当，是以坑之。
司马迁写史，文学色彩颇浓，常不免渲染偶然性。但也是他从一开始就把＂焚＂与＂坑＂两件事相提并论：“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④这两件事虽然时间上有先后，却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步骤，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动机。
淳于越的分封提议，与秦国实行了一百多年的法家集权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它使得包括秦始皇和李斯等秦朝的政治主流意识到，以儒为背景的东方文化，不但不能够适用于秦王朝的体制，而且还会对它根本否定，势将动摇一切现行制度的基础。文化融合的尝试，演变成了新一轮的儒法之争。所以李斯对淳于越的反应，不是一时兴起所为，而是矛盾积累的结果。秦始皇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焚书＂，说明也是早已成竹在胸的。
那么，＂焚书＂究竟焚的是什么书？李斯的上疏写得很明白：＂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③烧的第一是史书，第二是文化书，两者都是古代政治的理论依据所在，而＂百家语＂，则简直就是政治言论书。
郭沫若在他的《读〈随园诗话〉札记》里说：＂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此话是言不由衷的。事实上，至少诸侯国的史书基本烧绝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感叹缺少资料，＂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⑤
为什么要＂焚书＂？＂焚书＂既非秦始皇的创举，也非李斯首倡，而是其来有渐，势所必然。早在商鞅变法时，已经提出过要“燔《诗》、《书》而明法令”。只是当时天下纷争，百家争鸣，为了扩大人才来源，兼收并蓄，所以这一政策没有认真实行罢了。
虽然如此，先秦时代是一个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的时代。读书人对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⑥，法家人士对此是深为警惕的。孟子说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实际上还包括儒家。所以法家的思想敌人首推儒、墨。法家精神领袖韩非子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战国时代的＂侠＂，就是墨家信徒。
当然，与法家最势不两立的，还当属儒家。韩非子就明指儒术为“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并把“儒者”直指为＂五蠹＂之一。商鞅所以要“燔”《诗》、《书》，就因为它们是儒家的＂圣经＂。李斯要烧诸侯史书，就是因为它们是儒者＂以古非今＂的武器。
从变法到统一，思想禁锢也经过了一个渐进成型的过程。《韩非子》一书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并非成书于一时，所以从其中可以看出法家对知识份子态度的演变。从一开始单挑儒家，发展到后来只推崇“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而摒弃所有其他学说，一切以法治思想为中心，“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⑦。随着秦国法家制度的一步步完善，对思想与言论的禁制也越来越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