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顾炎武的认知又使儒家思想回到了起源点，我们前面讲过，儒家思想之所以千百年来丧失统治地位就在于它对世界的本源性缺乏解释，所以这才产生了理学、心学，我们只能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理学、心学走的过于极端，正向顾炎武认为的那样，它背离了儒家文化。
现在顾炎武重提儒家传统文化，那么又将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的本源是什么？因为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儒家思想依然面临窘境，顾炎武认为世界的本源就是经学，所谓的经学就是指儒家经典，可以说成是儒家十三经，顾炎武认为这些经学就是世界之理，一切都源于此。实际上顾炎武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甚至自相矛盾的，将结果解释成原因，或者将原因解释成结果，都无法令人信服。
虽然顾炎武对一些哲学性问题的解释跟程颢、陆九渊一样显得空泛，但王夫之显然在这方面要具体一些。理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两者都认为意识先于物质而存在，不同的是理学认为这个先于物质而存在的意识存在于外部，而心学认为这种意识存在于内部。思想家王夫之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物质先于意识而存在，他属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这方面，也就是在反对理学、心学方面，王夫之明显比顾炎武更有针对性。
有一次王阳明跟他的朋友外出游玩，朋友问：“山岩中的花在生长与人心有关否？”王阳明说：“你去看花，花就存在，你不去看它，它就不存在了。”王夫之对阳明的观点嗤之以鼻，他说道：“浙江有座山，我没去那座山，难道那座山就不存在吗？”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气理论，二是他的知行论。“气”就是指物质，“理”就是指意识，朱熹认为理在气前，世间万物先有理后有气，也就是意识决定物质，但王夫之认为，气在理前，没有气也就没有理。
除此之外，王夫之对朱熹和王阳明的知行观也进行了批判。朱熹作为理学的代表，他认为知在行前，先知后行，而王阳明反对将知行割裂开来，他认为两者是一体的。但王阳明仍然认为知在行前，没有知就没有行，这实际上跟理学的知行观并无本质不同。而王夫之恰恰反对知行合一，他认为行在知前，没有行就不可能有知，王夫之的知行观就是实践观，他认为任何事情都必须通过实践，实践是一切事物的源泉。王夫之的知行观和朱熹、王阳明的知行观涉及的还是一个唯心、唯物的话题。任何的认知当然来源于实践，但当后人系统的总结出认知后则没必要一步一步再去实践，但是通过实践却又能在认知的基础上获取更深度的认知，所以，知源于行，知行合一，行知合一，这才是明理。
唯物主义的产生不是空穴来风，它反映了在明末理学、心学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本源性的重新思考，并将中国的哲学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明末唯物论一路高歌猛进的年代，还产生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而这其中以黄宗羲为代表。
虽然人们公认比卢梭早100年的黄宗羲是世界启蒙思想的代表，但这明显偏颇，我们认为世界启蒙思想的鼻祖是王艮而非黄宗羲。
黄宗羲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对君主政治的抨击上，他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是天下的奴仆；黄宗羲还认为士大夫出而为仕应该是为了天下，而非为了君主；他还主张用宰相和舆论来限制君主的权力。
事实上，黄宗羲的思想并没有太多的新鲜特点，儒家文化的本质就是限制君主权力，只是黄宗羲将这一层隐晦的意思露骨的表露了出来，16世纪晚期的中国更是刮起一股非君浪潮，东林党和复社更是提出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的口号，而且大明朝的文官制度更是对君主权力的一种制约，帝国早已经进入君臣共治的时代。我们不明白黄宗羲为何提出此观点，大约是对晚明那个天塌地陷的时代背景有感而发，黄宗羲痛恨那些为了私利将天下搅得大乱的政治强人，他希望能够用法治来维持社会秩序，用民众的权力来抗衡政治领袖。
黄宗羲的思想当不得启蒙思想，启蒙思想是指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思想，它是对所有人来说的，但我们从黄宗羲的思想中明显看出他所维护的仍然是少部分士大夫们的利益，而将绝大多数劳苦大众排除在外。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明代启蒙思想只能是真正具备民本思想的王艮，他的百姓日用即道的学说清晰的表明所有的民众都能获取认知的权力，所有的民众都是自由而平等的，而且他还认为民众可以充当君主的老师，这更是对封建等级秩序的冲击。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表面上看起来反对理学、心学的清谈，但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清谈，推崇经世致用的他们在农民暴动和清兵入关的时候何尝能够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在国之将亡的时候，他们还在纠结于反对君主专制，提倡减税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当清政权稳定运转多年后，他们仍旧躲在深山里逃避剃发易服而自娱自乐，对于明朝的灭亡他们提不出任何本质上的历史经验得失，有的只是跟朱熹、王阳明一样的清谈。
第五十一章明朝灭亡的原因
当读者看到本章的这个题目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又不能不说，因为这大概就是本书的重点，或者说是点睛的地方，我们讲述明朝，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就是想探讨这个王朝的得失吗？
从唯心的角度来说，世上没有不灭亡的东西，同样王朝也是这样，兴周八百年，旺汉四百年，盛唐、两宋三百年，无论多么强大的王朝，三百年似乎都成了它们的大限。但任何事物的消亡自然有它的规律，我们不能一股脑都推到唯心上，如果能够通过探讨王朝的兴衰得失，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减少不必要的偏差是不是有作用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明王朝跟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样，它亡于财政破产，财政破产的原因好理解，无非是收的太少，另外，开支过大。
实际上明朝的灭亡在朱元璋时代就已经种下了，那种僵硬的低税率刚好够洪武时代的那种开支，因为那个时期运河还没有疏通，军屯又发展的很扎实，徭役是无偿的，当全国的田赋达到2700万担的时候，洪武皇帝就将它作为定额固定下来，从此，帝国的税赋就按这个数额收取，无论是新开垦的土地，还是增加的粮食产量都不作为新的田赋起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额的税额已经无法再满足帝国的开支。
从正统年间起军屯制就开始慢慢遭到破坏，中央财政不得不每年贴补各地的军需，而且这种补贴的金额到了后期越来越大；从永乐年间起，随着帝国的首都北移，大量的人员也移到了北方，这就需要每年都要将大批的粮食沿京杭运河运到北方，而这些每年都是巨大的花费；不断增多的太监、宫女、官僚、宗室亲王同样是巨大的开支；当一条鞭法的改革实施之后，对于力役的征用也要用白银支付；到了帝国的晚期，在极端气候以及僵硬的民族政策下，帝国的维稳费用也开始令人咂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