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年（1656年），李定国的大军终于来到安隆，将永历带到云南的昆明。不久，孙可望就带大军进攻云南，双方在云南东部遭遇，孙可望的部下早就不满孙可望对待永历朝廷的态度，他们临阵倒戈，投降了李定国，狼狈的孙可望带着余下的部众退回了贵州，随后便投降了清廷。孙可望的降清标志着永历朝廷只剩下云南一隅，从此在云南以北再也无人帮助他抵御南下的清军。这些都是永历十一年（1657年）间的事情。

1658年清廷命令投降清廷的洪承畴为五省总督，将他从东南调到西南发动对永历朝廷的最后一击，清军兵分三路越过四川、贵州直向云南扑来。永历朝廷的去向再次出现问题，当时廷议有两种方案，一说北上四川东部，那里有刘文秀和夔东十三家，而且还可以北上陕西建立根据地，另一说撤到缅甸，从安全考虑，廷议还是决定撤往缅甸。

1659年，黔国公沐天波护送永历朝廷向缅甸撤退，李定国则留下来阻击清军。李定国在怒江西岸对清军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阻击后，便撤到了中缅边境一带，而此时永历一行到达了缅甸的阿瓦。从此皇帝跟他最亲爱的将军失去了联系。

事实上皇帝撤入缅甸对抗清形势极为不利，因为此时云贵川还有不少明军和农民军主力，张煌言和郑成功在东南也集结了数万兵马，皇帝入缅等于公开宣称他已放弃了祖宗江山，这样这些各地的抗清势力感到失去了主心骨，前途顿时黯淡起来。

虽然朱由榔已经灰心丧志，他只想偏安缅甸保全子孙，但包括李定国在内西南各地的明军统帅仍然有着收复河山的雄心壮志，他们数次率兵进入缅甸欲迎接永历帝返回云南，甚至不惜跟缅兵血战，但都被永历帝所拒绝。

在南明御清形势下，只要有敢于统率的君主，各地抗清义士并非没有牺牲一切之决心。当1644年满洲人入侵后，各地能够充当御清的力量多的多，但自从皇帝在景山吊死以后，帝国就已经进入藩镇割据局面，正是一盘散沙的格局使得王朝失去了它的江山。看来以文御武的文官政治确有它的道理，但是在农民暴动的冲击下，在财政破产的冲击下，帝国优越的文官政治已经被击碎了。

永历朝廷在缅甸的日子毫无疑问的不好过，缅王在阿瓦修建了一片竹屋供他们居住，皇帝跟他的大臣们用从内地带来的财物跟当地的居民换取食物，到了1661年身边的财物已经被置换完毕。

1661年注定是永历王朝的结束年，在这一年，缅甸王被他的弟弟杀死，他的弟弟成为新的缅王后开始对这个外来户采取强硬政策。在这年的七月，新的缅王让永历朝廷过江议事，众人皆不敢去，缅王又带信来说让皇帝与众大臣跟缅王一起饮咒水盟誓，朱由榔派内阁大学士文安侯马吉翔、太监李国泰、黔国公沐天波一起过江。众人过江后即被缅兵团团包围，沐天波奋起夺刀连杀9名缅兵，结果过江的明朝官吏包括武将在内全部被杀，沐天波也死于这场兵乱之中。紧接着缅兵又过江冲入永历皇帝的行宫，将永历的护卫兵杀死，又将所有的财物搜索一空。

缅甸方面态度的转变还是由于从1661年开始清廷发动了对缅甸的政治攻势，以威逼的手段迫使新缅王交出永历皇帝。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二月，缅王将永历一行交给了吴三桂，永历十六年（1662年）四月，永历帝父子及眷属25人被吴三桂处死。永历父子死后，李定国顿感绝望，于七月份病逝。

在永历皇帝死后，此时还有漂泊于海上的鲁王政权，但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1661年郑成功在反攻大陆失败后，便从菏兰人手里夺下了台湾，他希望将台湾作为将来继续反攻大陆的基地。

1662年郑成功病逝，1663年鲁王病逝于金门，1664年张煌言被清军擒杀。至此明朝的政权只剩孤悬于海外台湾岛上的宁靖王朱术桂监国。朱术桂跟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一起在台湾度过了18年的孤寂岁月，在清军的渡海攻击下，1683年郑经之子郑克塽被迫降清。朱术桂决意与五位妃子和两名身边宦官自缢死，郑克塽率文武别之，大家都嗟蹉不已。

宁靖王临死前题下绝命诗：“艰辛避海外，总为几茎发。于今事毕矣，不复采薇蕨。”

至此从1368年至1683年，如烟的帝国终于在海风中飘忽而逝。明亡之后再无华夏，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第五十章明末三巨头：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

没有人会怀疑明代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年代，这个时期不仅有阳明心学，更有王艮隐学，而且在晚明行将就木的年代产生了三位巨擎，他们是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他们三人的思想有一些共同点，但也各有侧重，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王夫之信奉唯物主义，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

在晚明那个天崩地裂的年代，面对农民暴动帝国束手无策，面对异族入侵汉族官僚束手待毙。到了此时，世间万物先有理，还是先有气；理在外间，还是在心间；道是需要穷索，还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显得幼稚可笑。当人们发现这些争论已经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了经世致用，此时，一切不能经世致用的学说都成了伪学，士大夫们的空谈和坐而论道都面临千古笑谈的窘地。

人们不知道这股风从何时刮起，但我们绝对知道它不是从黄土高原上造反的农民大军和满洲人入侵开始刮起，它从万历晚期就已经开始了，从李贽批判道学家虚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进入崇祯年，皇帝也益发感到这些通过八股文而取仕出来的儒生之废材，他不得不启用那些有着灵活而成熟从政经验的官僚，这个时候，皇帝比任何人都渴望经世致用，也比任何人都憎恨心性空谈。

这股经世致用之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刮起来的，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实学”，有清一代，官方所奉行的就是实学，这种实学在晚清更是突兀出来，但我们要明白这种实学之风从晚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晚明思想家顾炎武对士大夫们的空谈之风尤其深恶痛绝，他认为无论是宋明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跟孔孟儒学背离的。他认为理学、心学所讲的东西都是孔孟学说所不谈的，而孔孟学说所谈到的东西又是理学、心学所不讲的。顾氏认为理学、心学皆是空谈，而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却是经世致用，因为孔孟学说强调的都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对于顾炎武来说“修己治国”都是经世济用，而理学、心学却在那里扯世界的本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