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江苏山阳县的一名名叫陈启新的武举跑到宫门外向皇帝进言，他在那里跪了三天，皇帝听说后，便命人将他的奏疏呈进来。陈启新在奏疏上说：“天下有三病。士子写文高谈孝悌仁义，而做官后就恣意妄为，这是‘科目之病’；国初典史授都御史，贡士授布政使，秀才授尚书，嘉靖时还是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现在却只用进士一途，举人、贡生不能升至高官，以至于一中进士就行为放诞，这是‘资格之病’；旧制教官也可以作给事、御史，后来稍严，举人为推官、知县者仍可选任，如今只从进士中选用，这是‘行取考选之病’。”

陈启新的“三病论”完全说到崇祯心坎上去了，大概这个陈启新号准了皇帝的脉，崇祯有意将他任命为吏科给事中，虽然这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官位，但是它却掌管着帝国人事的纠察大权。崇祯违背了用人规律，陈启新既不是进士出身，也不是通过考选得此官职，自然刺激了全体官僚。从此，所有人都不跟陈启新来往，而且不断的收集、整理他的黑材料，虽然弹劾一波接一波，但都被崇祯顶了回去。

崇祯对陈启新的任用刺激了其他同样心怀此志的人，武举生员李虺珈踅缘溃骸扮粕鸷栏恢遥笳呒也О偻蛄剑姓甙偈蛄剑酝蚣普卟豢墒なα钏且运讲涔僦茫梢月愎壹毙琛！�

李难月劭梢运凳峭逼屏舜竺魍醭詈笠徊愦盎е剑瞽是想让崇祯学汉武帝那样实行盐铁酒专卖，通过打击富户来获取国家的营建资金，也就是通常说的削中间来补两端。李奶嵋橐驳娜妨畛珈跣亩谴耸痹缫巡皇呛何涞勰歉鍪贝熬ㄉ袷凇痹缫言獾搅朔穸ǎ恰疤煜路蔷跻蝗酥煜隆钡氖贝Ｋ唤霾皇俏涞勰歉鍪贝褪抢牒槲洹⒂览质贝苍缫岩Ｔ叮淙弧疤煜路蔷跻蝗酥煜隆保肮胰词侵谌酥摇保绻懈换Э暇枳手茫呐履贸黾也囊恍〔糠郑乙膊晃Ｄ阎链恕５备鋈巳靖鋈诵盘跣卸氖焙颍矣秩狈Φ鞫骋恍卸试吹氖焙颍敲吹酃拿鹜鲆彩窃谒衙狻�

李难月圩匀灰鹗看蠓蛎堑目只牛诟蟠笱壳可鲜枰蠼瞽拿法司问罪，崇祯还是以广开言路的名义将此事推脱了。

崇祯登基以后，的确看出了很多弊病的所在，这些弊病有些是长期的积习，有些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承，虽然他正在试图纠正，但治国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崇祯求治心切，旧的系统他试图打碎，新的系统又无法建立，他轻易用人、轻易罢人，这只能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崇祯朝的经济问题比历朝都要突出，在气候冰河期打击下，各地持续大面积的旱灾导致农业歉收，这种灾情不仅发生在北方，而且发生在南方，其结果就是导致各种税收的拖欠，不仅正税如此，附加税也是如此。崇祯整天拿着账本跟各地督抚算账。就是这种羸弱的财政还要应对巨额的军费和平叛开支，以及四处的赈济，缺饷的士兵和缺粮的饥民时刻成为威胁帝国的不安定因素，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元末。

而此时外部经济也出了问题。随着德川幕府在日本的逐渐掌权，德川幕府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从日本流入明朝的白银顿时中止，与此同时，整个北半球的气候冰河期打击了从欧洲大陆到亚洲大陆的所有国家，日本爆发严重饥荒和叛乱，大批人被饿死，欧洲形势也不容乐观，农民暴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的是海外探险以来所带来的世界贸易量急剧萎缩，这些都打击了中国的出口，导致沿海手工业的破产。

从16世纪晚期开始，西班牙和荷兰在东方跟葡萄牙人的争夺中相继败北，因为葡萄牙人抢先跟中国的广东省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防治葡萄牙和中国的商人赚钱，马德里制定了一项新政策，那就是减少在秘鲁的白银开采，恰巧此时由于秘鲁白银开采量过大，导致白银的开采已经无利可图。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得从17世纪开始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剧减，而这对于货币白银化和赋税白银化的中国无疑是灾难性的。

当整个社会都缺银子的时候，农民需要拿更多的粮食才能够换取缴纳赋税的白银，而且白银的稀缺导致整个社会开始窖藏白银，这都会导致更严重的通货紧缩，一旦通缩发生，整个社会经济一片萧条，商户和手工业户开始倒闭，城市开始衰落。帝国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村都动荡起来，佃户反对地主，奴仆反对雇主，农户也开始抗税。白银的缺乏更是导致私铸铜钱激增，银钱比例扩大，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并存，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灾荒的持续延绵都导致粮价腾贵，这又进一步导致人们对于大米的囤积。饥饿的人们开始在乡村和城市到处流浪觅食，很多房屋人去屋空，很多田地也是人去田荒，在江南以及其他地方，即便有钱买宅买地，也买不来大米，这个时候，人们所疑问的是帝国为什么还没有倒掉？

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从陕西这个地方开始，在持续干旱的打击下，陕北高原已经是颗粒无收，由于朝廷的财政危机，崇祯对于各地的赋税催促又急迫，破产的农村和官吏的催逼将帝国的农民带到了悬崖边上。

崇祯二年，行人司行人马懋才向崇祯描述道：“臣家乡陕西延安府，去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到十月以后，蓬草吃尽，则剥树皮而食。到年终，树皮又尽，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乡民中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在这种情况下，官府仍严加催科，幸存的百姓只有一逃了之。此处逃往彼处，彼处又逃往此处，转相逃则转相为盗，这是盗之所以遍于秦中的缘由。”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县农民王二首先举起造反大旗。因为澄县知县张斗耀催缴税款，一个叫王二的人带领几百人冲进县城杀了知县，此事陕西巡抚不敢上报，只是私自处理了事。

农民似乎还不是起义的主力军，还有长期领不到军饷的士兵加入义军的队伍，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什么时候，从来没有一个时候的财政像崇祯朝这般紧蹙，仿佛所有的问题都在此刻统统爆发，作为一名官军似乎还没有义军过的好。

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定边营士兵王嘉胤从边关逃了回来，他聚集饥民在府谷起义，不久，白水县的王子顺带领饥民来投，起义顿呈燎燃之势，当陕西巡抚还想掩盖的时候，陕西巡按迅速的将这一情况报告朝廷，至此，明末的农民起义正式爆发。

无论崇祯皇帝如何殚精竭虑、如何力图中兴，在17世纪席卷全球的气候灾变之下，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徒劳而已，所谓的中兴之梦最终成为一场泡影。

第三十七章体仁内阁

让我们还是把视点转到党争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