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判断，王在晋的策略是尽量节约用度，凭险固守，每年以最小的消耗来稳定局势。其实，明王朝存亡的关键，不是后金有多强，反倒是明王朝自身有多虚弱。虽然如此，但是以孙承宗、袁崇焕为代表的一帮人，对于朝廷的财政问题是浑然不觉，根本不知有所谓“量力而行”、“尾大不掉”这些概念，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大肆增兵添饷、怎么扩大政绩工程、妄想只要能拥兵十几万，似乎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其结果只是占一些人家不要的地盘，纯属白费银子。所以，他们跟王在晋是谈不拢的。
孙承宗是天启二年九月正式接替王在晋的，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逼得朝廷开始出不动气。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痛斥孙承宗“上病国家，下厉人民”。方有度在疏中，援引了户部侍郎毕自严提供的数据，以阐述辽东巨额军费的危害。
方有度说道，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340多万，而如今孙承宗在辽西一处的10万军队，每年吃喝拉撒就要耗费饷银400万。如此巨额的军费开支自然要靠摊派来解决，而这些无疑加到了农民头上，商人不会为此出一分钱，而此时大明王朝又面对着长达70年的气候冰河期。这种冰河期会导致海水、河水的蒸发量下降，从而导致空气中的含水量下降，进而产生干旱，干旱的后果就是粮食产量下降，大面积的饥荒开始，流民增加，而政府既要赈济又要维稳，这些更使得已经捉蹙见襟的财政雪上加霜。
王者不臣认为，如果想要逃离这样一个凶险的死弯，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少运动、多调养，别去瞎折腾，静待灾变过去。
其实，后金从来都不要广宁，看看地图都知道，就是说后金连宁远、锦州、大凌河、右屯等等地方，是通通都不要的，所以孙承宗、袁崇焕折腾关宁锦防线一直延伸至右屯，去获取什么“纵深”是毫无意义的。崇祯朝，袁崇焕和皇太极议和，皇太极提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明金双方以大凌河、辽河为缓冲区，由此可见，后金的统治重心只是沈阳和辽阳，而且为了防备明军的进攻，努尔哈赤还特地将金国首都从辽阳搬到了沈阳。
天启二年王在晋来到辽东后，他看了一下形势，就明显的看出了辽东战争已经结束了。王在晋在给天启的奏疏中说道：
“奴将弃广宁，而画河以守，我即不能长有广宁，而西虏得之，犹胜奴之踞之也。如此则边境安，而国家安矣。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
在这里王在晋认为后金不会占据广宁，因为广宁离后金的补给线过长，不好防守，如果让蒙古人占据广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想收复广宁，必须要有收复整个辽东的能力；如果想收复辽东，必须有消灭后金的能力。否则的话，只能使辽东问题成为财政的“尾大不掉之患”，那将导致不堪设想的恶果。
王在晋对辽东问题的洞察明显比孙承宗清楚的多，翻看两人的履历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在晋作为地方上上来的干部，经历了户、兵、工、监察、河道等部门，而孙承宗走的基本上是翰林院、部院到内阁这条线。孙承宗、袁崇焕的战略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延续了袁应泰、王化贞的进攻战略，事实已经表明这种战略是错误的，而李成梁、熊廷弼、王在晋、张鹤鸣、高第力主的都是坚壁清野式的防守策略，尤其是王在晋清楚的看到明王朝的财政问题，所以才力主收缩的战略来使明王朝恢复元气。
从1622年一直到1644年，20年的时间里，朝廷每年在关外扔了几百万两银子，如果将这些银子用来发军饷或者赈济灾民，明王朝的内忧是不是会减少很多，而且积攒的银子也可以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后金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在战场上解决。我们不能说孙承宗的错误战略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但他无疑是明朝灭亡的一个推手。
第三十章奢安之乱和徐鸿儒起义
天启年间的形势可以说高深莫测、难以琢磨，辽东局势在广宁失陷后渐渐的稳定下来了。整个天启一朝，帝国的着眼点还是内部，迫害东林党人是首当其冲的施政目标，除此之外，在帝国西南部还发生了一场延续17年的土司叛乱，在山东再次爆发白莲教起义。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天启朝帝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似乎开始硬着陆，这主要原因是由于南美的白银由于开采量过大，导致银价暴跌，所以后期白银开采量开始减少，故而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减少，这些也使得天启朝的经济变得萧条起来，萧条的经济或多或少也加剧了天启朝的动荡。
虽是如此，但我们的天启朝似乎一切都很稳定，国家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话题。
历史学家并没有关注到天启朝的奢安之乱和万历朝的播州之乱的内在关联，西南最大的土司势力并不是播州的杨家，而是贵州水西的安家。安家是蜀汉建兴元年（223年）安家的先祖帮助诸葛亮平孟获，之后才开始世代内附中原王朝的，明代安家世袭水西宣慰使一职。
到了明代虽然也实行土司制度，但由于时代的发展，随着汉人势力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扩张，“改土归流”一直是明王朝在西南的政策基调。几乎所有的关于明廷与西南土司的冲突都是由这个矛盾所引起，本章所要讲述的“奢安之乱”也是如此。
杨应龙不是“改土归流”的第一个殉葬品，自然也不是最后一个殉葬品，杨氏家族灭亡后，这个地区仍然是动荡不安。无论是中央机构，还是地方政府跟西南土司之间的矛盾丝毫没有得到缓解，人们只注意到了杨应龙的反叛，但对于杨应龙为何要反叛却没有人做出思考，我们仍旧在重复着一个古老的错误，那就是只注重问题的本身，而忽略产生问题的因果，如果是这样，灾难仍然会降临。
安家不仅仅是贵州第一大土司，而且它还跟四川的最大土司奢家是世代联姻关系，奢家世袭永宁宣抚使一职。此种关系告知我们，一旦有何不测，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明廷无论是跟安家还是奢家的矛盾绝不是一时而爆发，而是世代所累积而成，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令人遗憾的事情将不再作为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