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妖书案和梃击案

万历二十九年的苏州民变已经表明这个农耕帝国已经产生了新的经济成份，君主随心所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君主权力被限制的同时，舆论也早已民间化，万历朝，朝野之间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宫里的事情，士大夫家中的事情，甚至军事秘密都无法保证隐私，而且明朝人还好八卦，越是私密的段子，越能引起市民们的兴趣，乃至编成曲来唱。

虽然皇帝在万历二十九年立常洛为太子，但是福王并没有离京，郑贵妃依然在皇帝面前吹着耳旁风，对于斗争集团来说，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什么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所以这就需要未雨绸缪，在这种情况下，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集团开始运作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来打击郑贵妃势力，以稳定体系内的利益。

吕坤在任山西按察使期间内，将历史上的烈女事迹编成一本书，名叫《闺范》，司礼监太监成炬去山西从书市上购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看见后，对于书中没有自己的事迹感到很遗憾，她便自己写了个序，又命人增补了十二篇，将自己的事迹也加了进去，改名为《闺范图说》，并令其兄郑国泰再版发行。

贵妃郑氏此举的确不妥，自己本来就处在风口浪尖上，现在又借修书抬高自己，只能是火上浇油，文官们对此肯定不满，但又不好公开表达，于是便通过写匿名大字报的方式来攻击，明朝将这种匿名大字报叫妖书。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受郑贵妃重刊《闺范图说》所带来压力的影响，吕坤上了一道《忧危疏》，他让皇上节约开支，罢征矿税。吕坤此举完全是给这些正愁没处下口的官员们开了一个口子，很快一份匿名书出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这份匿名书名叫《忧危竑议》，署名人为朱东吉，《忧危竑议》的内容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基础上进行展开，因为《忧危疏》主要谈的是矿监税使问题，并没有谈到国本问题，所以《忧危竑议》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大谈国本问题，通篇充满了主观意淫。

朱东吉：“我看了《闺范图说》之后，感到此书虽然没有涉及易储问题，但吕坤明显是想让福王朱常洵接替太子位。”

另一人：“不可能吧，吕坤乃忠义之士，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朱东吉：“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另一人：“吕坤既然想通过此书来给天下妇女树立楷模，为何不让朝廷进行官方刊印出版，反而要自己私刻？”

朱东吉：“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孔子见南子的时候，其目的是为了宣传思想，并不是因为南子身份尊贵而屈尊于她。既然如此，吕坤为了他的阴私目的，也不会为了整饬风化而刻意要让官方出版。”

另一人：“吕坤在这本书中对前朝的皇后大加赞赏，这让本朝的皇后情何以堪啊！”

朱东吉：“你见到自古以来有给现任宫妃写传的吗？肯定是吕坤受了某些人的恩惠。”

另一人：“从古至今贤惠的皇后多矣，为何偏偏要挑中明德皇后，将她放在第一位，明德皇后贤德的事情也多的去了，为何要单单强调明德皇后是由贵妃晋升为皇后。”

朱东吉：“吕坤自然有他的理由，他会说，明德皇后也无子，即使成为皇后，也是跟当今的郑贵妃在某些方面类似而已。所以，你是说不过吕坤的。”

另一人：“大家都说吕坤因为阴谋败露，所以上了一道《忧危疏》来替自己开脱，这岂不是欲盖弥彰。”

朱东吉：“可不是嘛，《忧危疏》表面上看起来是忠肝义胆，实际上是装模作样。”

另一人：“我见《忧危疏》中说了很多事情，单单不提国本问题。”

朱东吉：“你怎么才发现呢？人们越是想得到的东西越是忌讳提及，很多事情只能意会，不能言明，他吕坤还不知道这些吗？”

另一人：“唉！吕先生写此书可能也是有苦衷，我们应该体谅他。”

由于这个时候皇帝还没有立太子，文官们借着写匿名大字报的方式将郑贵妃编书的目的揭露出来，那就是郑贵妃自比明德皇后，想担任皇后，其目的还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太子位，这份《忧危竑议》表面上是打吕坤，实际上是打郑贵妃。

《忧危竑议》一出，吕坤就知道惊涛骇浪即将来到，他便提前辞去了职务。

果然，一位叫戴士衡的吏科给事中上疏弹劾吕坤包藏祸心，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替郑贵妃抬轿，然后又上了一道《忧危疏》来替自己解脱。事实上，郑贵妃只是将吕坤的《闺范》进行二次加工而已，并不关吕坤任何事情，但是由于它是畅销书，而郑妃又将自己列进《闺范图说》之中，这自然有利于扩大郑贵妃的影响。

戴士衡的上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郑贵妃反而哭诉说《忧危竑议》这份大字报出自戴士衡之手，万历便将戴士衡充军广东了事。万历的确跟郑贵妃夫妻情深，他亲自出来替贵妃解释，说《闺范图说》是朕赐给贵妃看的，大家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再挑事了。

《忧危竑议》明显是人微言轻的低级官僚之手笔，既具有八卦性质，又具备恶毒的政治攻击性质。

万历二十九年，皇帝册立了太子，但福王迟迟不去藩国就藩，群臣的心依然无法安宁。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京城又现妖书，而此次妖书案明显是高级官僚在参与，不仅涉及国本问题，更涉及到党争问题。

十一月份，京城家家门口出现一份小册子，册子上的题目为《续忧危竑议》，看其样子是万历二十六年的续集，其内容是说郑贵妃想让皇帝废掉太子，改立福王为太子，而且还将内阁首辅朱赓牵扯进来，内容仍然是采取一问一答方式，虚拟了一个叫郑福成的人，署名是吏科给事中项应祥编撰，御史乔应甲手书。

一人问郑福成：“今天下太平，太子也立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

郑福成答：“怎么能这样说呢？当今的形势好比将火种放在材薪之下。”

一人问：“你的话太危言耸听了吧，难道太子的位置不稳吗？”

郑福成：“是的。虽然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但是东宫至今一个官吏都没有配备，怎么能够说天下就太平了呢？因为沈一贯的请求，皇帝才立的东宫，但是现在却不配官，就是为了将来改立东宫。”

一人问：“改立谁？”

郑福成：“当然是福王了。”

一人问：“你怎么知道？”

郑福成：“满朝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用朱赓，‘赓’者‘更’也，就是要将来更立太子。”

一人问：“有道理。但用朱赓难道就能改立太子吗？不怕大家反对吗？”

郑福成：“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天下趋炎附势的人多了去了，皇长子能立为太子，难道次子就不能立吗。”

一人问：“这些趋炎附势的人都是谁？你能说出来吗？”

郑福成：“这有何不可说的。王世扬、孙玮、李汶、张养志、王之祯、陈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郑国贤、郑贵妃，此其十乱也。”

一人问：“沈一贯难道就不出来说话吗？”

郑福成：“沈一贯为人阴贼，他只会趋利避祸，让他出来说话，没门。”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写此书的人明显是针对皇帝不配备东宫官吏而来的，这是对皇帝的警告，撰写此书的人希望能以此逼迫皇帝从速给东宫配备官吏，从而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消于无形，从这方面来讲，这份匿名大字报无疑具有极强的正面意义。

但此书又涉及浓厚的党争色彩，编写之人除了要达到警告皇帝的目的，还要打击沈一贯和朱赓。我们知道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这些阁臣都是因为在国本问题上没有逼迫皇帝太急而遭到小臣的唾骂，但阁臣和小臣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考虑的角度不同，阁臣是从全局考虑，他不可能像小臣那样激烈，那样的话只能让皇帝与大臣之间失去缓冲，将事情弄糟。这些小臣们不理解，也不需要理解，事实上，也正是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的力争才使得“国本之争”获取最后的胜利，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小臣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