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沽名卖直的多，如果不重处，这些人就不会停止。”皇帝说道。

申时行还想辩解，万历已经不耐烦道：“先生还是改票吧。”

结果顾宪成调任外地连降三级，王德新削职为民。

虽然神宗亲政后他试图管理好这个国家，他也很勤奋，上朝、批阅、经筵、祁福、祭祀这些封建君主的日常工作他也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但是直到这个时刻他终于体会到治理国家的难度性，他的意见通常得不到执行，他甚至要向内阁阁臣哀求来更改票拟，他开始绝望了，这就像兴冲冲做事的孩子，一旦遇到挫折，一旦发现事情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便开始畏难，开始心灰意懒。

当前面没有张居正的时候，当时任首辅申时行只是充当一个和稀泥角色的时候，这位皇帝所有的抱负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皇帝因病连免数日的早朝，到了二十六日群臣聚集在太和殿前等待早朝，但宫内传来的消息仍是免朝，群臣盘桓不愿离去，一定要让宫里给一个何日上朝的说法，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三十日上朝。三十日群臣又来到殿前，结果内侍传出话来说：“皇上说他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要求休息。”

内侍的话顿时令群臣哗然，人们纷纷离场，开始了各自的盘算。很快有官员上疏万历，说皇帝身体不好是因为房事过多，希望皇帝能够爱惜身体。收到奏疏的万历勃然大怒，他忙将申时行喊来，命他票拟处罚。申时行一面票拟，一面上疏补救，申时行的票拟皇帝不满意，他绕过内阁直接发布谕旨将这名上疏的官员杖责六十，削职为民，永不叙用。

事后，皇帝还解释道：“朕的毛病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言官总来烦人让朕动了肝火。”实际上皇帝这个时候也的确身体出现问题，我想大概是高血压的可能性较大，万历本来较胖，食物中含蛋白质又多，平日里运动少，再加上与文官们的关系总是令人不顺心。我们也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皇帝在自身身体不佳的情况下，他正好以此为借口免了与文官之间的沟通，因为在他日后身体好的时候他依然不再上朝。

皇帝上不上朝对于国家来说已经没有区别，此时的帝国依靠的是文官系统的惯性在运作，皇帝只充当好垂衣拱手的天子即可，任何的独断专行都会招致文官们的激烈反对，但这绝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不上朝。他们希望皇帝能充当好各种礼仪的角色，早朝、经筵、郊祀、庙祭，这些活动都要有条不紊的进行，总而言之，君主是要像木偶一样任文官们摆布。

从十四年到十七年皇帝的身体一直没有起色，期间关于立储的问题已经突兀出来。十七年底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道大明朝最响亮的奏疏，这道奏疏名为《酒色财气四箴疏》，雒于仁在这道奏疏里将皇帝的病因条理化的归因于酒、色、财、气。

这篇《酒色财气四箴疏》通篇都是作者在主观臆断、想象。他说皇帝白天喝酒还不满足，到了夜晚还要喝，然后趁着酒劲持刀舞剑，举止癫狂，此乃酒也；皇帝宠信十个英俊的小太监，他不断的宠幸郑贵妃，此乃色也；皇上富有四海，理应节俭，但如今到处向人索贿，经常在宫中拷问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怒，张鲸给银子则包庇他，上疏的给事中没银子则诬陷他，如果皇帝不纳贿，缘何诬陷忠良，而信任谗佞，此乃财也；至于气，皇帝在宫中动则杖责宫女、太监，即使太监、宫女有罪也应该付诸律法，怎么能随意杖责呢？另外，皇帝还对朝中的一些正直的大臣心怀仇恨，动耶将他们关押起来，此乃气也。

可以说雒于仁这篇奏疏完全是捕风捉影、造谣中伤，而此时的大明朝已经进入了以捕风捉影、造谣中伤换取美名的境地，雒于仁的上疏完全是颠三倒四、不知所云，甚至会让人以为雒于仁的智商有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雒于仁并不是真心劝谏，完全是以邀直名，显露出了此人的虚伪。

万历十八年的大年初一，群臣来到宫中行贺礼，此时一名太监神色凝重的过来，让内阁诸臣进入内宫，看那宦官严肃的表情，阁臣们似乎感到又有人捅了篓子。进入宫内，皇帝半躺在卧榻上有气无力，神宗将雒于仁的奏疏丢给申时行看。

半晌，神宗问道：“先生怎么看？”

“这只是无知小臣轻信谣言的狂率举动，圣上没必要为此动了肝火。”申时行回答道。

“他说朕饮酒，试问谁人不饮酒？他说朕好色，朕只宠郑贵妃，这难道也叫好色。说到朕贪财，这更是可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天下都是朕的，朕难道还要贪财吗？说朕贪张鲸之财才启用他，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说到气，俗话说‘少时戒色，壮时戒斗’，朕岂能不知，但是谁人不曾生气呢？先生们家里有童仆，难道平日里就不责治吗？何况宫里有的宫女、太监是自己病死的，怎么都说成是杖责而死呢？先生将这本奏疏那去拟票重处。”万历对申时行说道。

皇帝说完，申时行还是想替雒于仁求情，还没说完，神宗便打断他的话：“他还是想出位沽名。”

听皇帝这么说，申时行顿时便有了主意，他说道：“如果重处反倒成全了他，而且还有损皇上的圣名。”

说完，申时行将奏疏还给了万历，万历觉得申时行的话有道理，但这口气还是咽不下来，他又将奏疏丢给了申时行，让申时行好好看看。申时行老眼昏花，戴上了爱逮又细细看了一遍。实际上为了防止皇上将奏疏淹了，明代大臣在上疏前都留有底稿，而且通常在上奏前会在小范围内流传。所以这本奏疏的内容申时行大体都知道。

眼看万历依然不依不饶，老谋深算的申时行又说道：“这必竟是涉及到宫闱的事，我看此份奏疏不能公开，最好只止于内阁范围内。”

这摆明了不想拟票处置雒于仁。此时的大明朝已经不是张居正那个时代了，所有的内阁大臣都感受到了一种紧箍的感觉，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一不小心就会莫名其妙的成为群臣的对立面，时事的艰难正在于此，所有的人都在苟且，而再也不敢像前几任首辅那样勇于担待。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大理寺以雒于仁有病上报，申时行票拟将雒于仁革职了事。万历朝的“酒、色、财、气”事件是万历一朝君臣关系的分水岭，它直接使文官在皇帝心目中丧失了被尊重的权力。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十四年的皇帝亲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也就是在万历十四年随着神宗的休息整个帝国仿佛一下进入了静默期，但整个中层和基层却全都动了起来，正是这种震动将万历朝带向难以捉摸的诡异。

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十四年，皇帝的亲政无论对皇帝、对首辅、对内阁大学士，还是对低级的言官来说都是一场失败的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