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是对海瑞的盖棺定论，海瑞无疑是被当头一棒，自己一辈子追求理想，到头来只能用来抵制坏的风气，我们这位海青天似乎也动摇了，不懂得和光同尘的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成了别人的负担，但他不知道这其实就是皇帝对他最大的表扬、最大的肯定，能让整个帝国将你作为楷模供奉起来，在明王朝的277年里无出其右者。
万历十五年，72岁的海瑞在郁抑中死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不必再为这位模范人士费心安排了。海瑞在69岁出山的时候精神矍铄，如果他能够获取施展能力的舞台，他一定能够高歌猛进十年，但是这一切都在万历十五年戛然而止，从此帝国除了后来出现的那个老太监外再也找不到如此分明的人，所有的人都因循苟且。
万历对海瑞的评价本身反映了我们这个帝国的矛盾性，一方面承认海瑞镇雅俗、励颓风的应该性，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故弄风雅的习俗和颓废的风气自有它存在的理由，不能给海瑞授以实缺让它消失，海瑞只能镇、励，而不能灭了它。
这其实反映了治国和处事的变通性，既要确立规则，又要考虑人性本身的抵制性。制度过于僵硬，个体受不了；制度过于松散，又无法形成合力，如何保持一个平衡点已经不仅仅是能力和水平了，而且是艺术了。
海瑞失败的总纪录已经表明洪武时代的僵硬法律已经不适宜16世纪晚期的中国，但它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这个帝国已经滑向无法挽救的深渊。
第七章倒张清算
万历十年（1582年），长期操劳的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在他死后，皇帝给了他极高的荣誉。张居正的死对皇帝来说，对帝国来说无偿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时候皇帝已经20岁了，正进入亲政期，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进入变化期，张居正的退出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样，君臣关系将会以一种更加尴尬的方式终结。
神宗既亲政，张居正留下的影响仍在，而且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的神宗喘不过气来，满朝皆是张居正用的人，政策的执行也是按照他所制定的成例，平日里耳畔边响起的也是关于张居正的一切，帝国仍然是按照张居正时代的惯性在运转。
神宗自小由于张居正的压制而形成的扭曲心理此刻正在慢慢的发挥作用，此种因果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潜意识和不自觉的，但在这场倒张运动中，随着皇帝的胜利，他渐渐成瘾，因为这是他已经开始亲政的证明。
虽然张居正的影响还在，但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已经捕捉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潘晟是浙江新昌人，嘉靖年间的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因为不愿意写青词而致仕，隆庆年和万历朝的第一个十年曾经两次复官，又两次致仕。潘晟在任上遭多位言官弹劾，加上其本人淡泊官场，所以仕途多有不顺。但潘晟曾是冯保的老师，又是张居正的私人，所以张冯二人一直图谋潘晟复出，张居正在临死前推荐潘晟入阁。
但老谋深算的张四维和申时行并不想让潘晟入阁，他们看出了时局的变化，于是便发动御史和给事中予以弹劾，万历皇帝本就对张居正在死后仍然干预朝政不满，此时正好借坡下驴，推掉了潘晟的差事。
潘晟的事情对张居正无关大雅，但狠狠抽了一人的耳光，他就是冯保。虽然他还是司礼监掌印，但随着张居正的死，在万历十年这个初秋他已经尝到了人走茶凉的感觉。或许他已经开始为去南京做准备了，南京的冬天应该没有北京城冷吧。
在冯保还在踌躇的时候，内外廷已经开始联动了，司礼监秉笔张鲸和内阁首辅张四维已经勾结在一起，十年前的那一幕又一次重演。
内阁首辅张四维出身于山西一个盐商家庭，他是高拱的心腹，仕途上的两个重要步骤都是在高拱的安排下完成，一是从翰林院学士到吏部侍郎，二是从吏部侍郎到东宫太子讲学，在高拱被张居正、冯保逐出后，张四维把对张居正、冯保的恨埋藏到了心底，在张居正当国的时候，他全心全意的帮助张居正改革，这一切瞒过了张居正，但是瞒不过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一直留着张四维，作为日后倒张的棋子。
在张居正死后，张四维很快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而另一名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虽是张居正引荐的，但对于冯保试图将潘晟推荐入阁也感到不满，在两人合伙将潘晟成功阻止在内阁大门外的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扳掉冯保这个绊脚石。
冯保也不是吃素的，他愤怒的说道：“这些人都是我推荐上去的，现在太岳一死，他们就不认我了。”冯保不断的发动言官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说他卖官鬻爵，在户部尚书任上盗卖国有资产，并牵连到张四维，说王国光是张思维的私人，甚至张四维在其中也有股份。
事情已经克不容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张四维和申时行赶紧找言官反击。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明代官场中的政治攻击有了生动描述：“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万历十年的新旧臣子之间的斗法就是这种描述的生动体现。张四维和申时行先找到了御史江东之，让江东之弹劾冯保的亲信——锦衣卫同知徐爵。江东之在奏疏中说徐爵本来是一充军的逃犯，被冯保弄成了锦衣卫，一名逃犯竟然也能成为宫廷的警卫，实在是笑话，接着，他又笔头一转，弹劾起吏部尚书梁梦龙，这梁梦龙正是张居正用的前蓟辽总督，奏疏中说梁梦龙为了谋求吏部尚书一职竟然给冯保送钱，还将孙女许配给冯保的侄子。说起来这些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甚至是捕风捉影，但往往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才能使弹劾成功，如果牵扯到朝廷里的大事，往往是投鼠忌器，不仅无功而返，反而詈祸自身。比如嘉靖朝清流们在对严世藩的最后一击中，徐阶明确表示奏疏中不能有跟杨继盛、沈链有关联的一个字，结果便以通倭的莫须有罪名杀了严世藩。
在这种弹劾中除了在拟定罪名中要把握住分寸，最为重要的是要揣摩好皇帝的心思，力求一击而中，另外，还要控制好言路，让别人在前面冲，一旦失败，自己好有个退路。另外，如果自己的人遭到弹劾，必须要立刻上疏补救，或者针对弹劾者进行同等性质的反击，否则的话，弹劾很快就会落到自己头上。
皇帝在接到江东之的上疏后立刻将徐爵关押起来，后来将其斩首，但是对于梁梦龙却没有动。看此情形，张四维和申时行决定加一把火候，接着又策动御史邓炼、赵楷弹劾梁梦龙，神宗便命梁梦龙致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