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逝世，这一天终于来到，张居正对此早有安排，他先让户部侍郎李幼孜上疏提倡“夺情”一说，也就是皇帝夺官员回家守制的情，接着，内阁大学士吕调阳、张四维又援引前朝杨溥、金幼孜、李贤等内阁大学士夺情的成例，既然有了成例，这事情就好办的多，直接依照执行就是。所以皇帝就批了张居正七七四十九天的假，让他回去处理完丧事就赶回来，虽是如此，但张居正还是故作姿态的上疏要求回家守制三年，君臣就这样来回表演了几个回合。

但这个时候恰逢皇帝大婚，于是张居正每日穿着丧服在内阁办公，并开始筹备皇帝的婚事，张居正此举在朝堂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张居正“忘情贪位、厚颜就列”，并有给事中、御史开始弹劾，并指出张居正正在服丧期间，不应主持喜庆的活动。

翰林院侍读王锡爵代表群臣来见张居正，希望张居正在皇帝大婚期间回家乡去安葬父亲，张居正听后神经错乱似的跪在地上拿起一把裁纸刀放在脖子前，对王锡爵吼道：“我想回去奔丧，但圣上不让，而你们又来逼我，干脆把我杀了好了。”

很多史书对这一段有着绘声绘色的描写，再联想到张居正曾在皇帝面前长跪不起，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位首辅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无法抹去的小孩脾气。在这场夺情斗争中，先后有五位反对夺情官员在长安街遭到了公开杖责，在官员们的痛苦声中，在鲜血淋漓的涔涔中，群臣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一直忙到万历六年的三月，皇帝大婚完毕，张居正才启程回乡。张居正出行的规模无异于皇帝，旌旗招展、三十二人抬大轿，沿途修理跸道，整理驻跸场地，宦官、锦衣卫，还有戚继光派的火铳手随行，沿途官员皆跪迎，一路上所食、所用更是不胜枚举。虽然不及嘉靖十八年皇帝南巡的场面，但就排场和沿途官员的重视程度来说远远超过正德皇帝当年的南巡。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张居正走到哪里，内阁就流动到哪里，四方奏章全部是快马加鞭交递给他，然后由他在轿中现场票拟，再送司礼监批红，即便北部边疆的总兵官们也是直接将邸报传递给这位首辅，虽然他还是在外出途中，但他仍然能将整个帝国的军政大事牢牢抓在手中。

这绝不意味着这位首辅有多大能耐，而是有人希望他这么做。从皇帝对他的数次庇护，以及君臣之间的惺惺作态，都可以看出皇帝对这位首辅绝无好感，他只是需要他来治理国家，所以对他不断安抚，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就会一脚踢开。可惜这位元辅大人精于政事、昧于事故，过于顺利的人生经历不仅使他张扬跋扈，更使得他愚蠢而可笑。

到了安葬父亲那天，皇帝派去的宦官，随行锦衣卫，以及四方官吏全都到齐了，唯独少了湖北当地的巡按御史赵应元，张居正归乡途中一切顺利，唯独遭此变局，这个赵应元狠狠扇了张居正一耳光，令张江陵颇为不快。有好事的官员专门跑到赵应元府上去探路，结果让赵以生病理由又给回了过来，这样一来令张居正更无脸面，他便发动御史陈阶弹劾赵应元。奏疏一上去，万历立刻将赵应元革职。

赵应元只是由于不参加张居正父亲的葬礼便被革职，此举的确是个大笑话，大明王朝放的最大一颗卫星。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的表演正是为了掩盖他们内心的惶恐，那种因为张居正过于跋扈而带来的惶恐，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代。赵应元被罢官的确在官员中引起了很大愤慨，很快，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澄清此事，并弹劾张居正，这是比刘台的弹劾更厉害的一次弹劾、更到位的一次弹劾，这场弹劾使形势已经明朗化了，它直接撕破了皇帝和张居正之间的那层伪装，但可怜的张居正竟然还无所察觉，但由于这次弹劾，竟然也使得这位元辅感到了害怕和不安。

王用汲首先说明了这次事情是怎么回事，是由于赵应元生病而不能参加，有人因此而参劾赵应元，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赵应元得罪了张居正，接着，王用汲又更进一步指出近些年来遭到处罚的官员都是因为得罪了张居正，而得到升迁的官员都是因为讨好张居正。

接下来，王用汲的话更有震撼力，他说道：“陛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处理政事，把事情都交给张居正，你天资聪颖，何不自己学着处理政务、阅读奏章，何必要把事情都交给别人呢？”

应该说王用汲的这段话最具杀伤力，它直接表明了张居正权力的非法性，以及剥夺张居正权力的法理性。我想神宗皇帝看到这道奏疏的时候大概心中感到好笑。“你们这些臣子哪里懂得朕的心思，朕就是要让张居正替朕治理天下，朕可不想一个人跟你们所有人较劲。”皇帝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神宗指使内阁辅臣张四维将王用汲免职了事。

张居正在江陵呆了两个月，五月份开始启程，排场更大，沿途的藩王、勋爵皆出城迎接，行拜谒礼，其规制竟然超越了正德皇帝，张居正僭越至此，其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居正回京后看到王用汲的奏章，他既惊又怒，张居正一方面指责张四维处罚太轻，另一方面上疏辩解，从张居正上疏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此人的狂妄与无知。

他说道：“如果陛下认为臣不贤，那么尽可以罢了臣，如果陛下认定臣是贤臣，陛下高高在上，很多事情不知道，不把事情交给臣那要交给谁。先帝死的时候亲自抓着臣的手将陛下托付给臣。如今这天下大事，除了臣又有谁能担当。”

我想万历看到张居正这道奏疏的时候，的确对这位首辅有看法了，他大概将这道奏疏交给李太后看，也许母子俩人对这位首辅有了共同看法。但是皇帝还是去言对张居正进行安抚，虽然此后再无大的弹劾张居正事件发生，但他明显收敛的多，一方面是王用汲的弹劾直接说出了人们心中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事情，一旦这些事情被挑明则会使气氛变得尴尬，甚至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是通过官员们的不断上疏弹劾使得张居正也开始明白过来，开始谨慎起来。

从万历六年以后虽然这位首辅仍在尽心尽力，仍在呕心沥血，但属于他的日子已经不多，所幸的是他仍旧一如既往，大概这真的不是一个拘小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