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下卷卷首语

本书下卷将讲述从万历到永历8位皇帝。其中万历朝是明代最重要的一个朝代，这不仅仅是因为万历是明代御极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48年），而是因为这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巅峰时代，所有的指标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临界点。

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开始出现，无产阶级运动正式发端，工会组织开始形成，基督教传入中国，启蒙思想进一步发展，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市井文化进入成熟，海外贸易空前活跃，党社运动在民间蔓延，参政群体日益扩大，舆论开始民间化，士大夫的活跃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皇帝与文官的矛盾更是空前激化，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同样空前尖锐，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上演。

万历皇帝跟明代的大多数皇帝一样并不是一个有为的君主，这正像我们前面讲的，政治的发展使得帝国日益依靠娴熟的官僚和平衡的体制，而不再是君主的个人意志，无论君主在这里扮演何种角色，最终要么将问题弄糟，要么就是无功而返。朱元璋的强大个人能力都未能对历史产生任何改变，更别说后世的君主，所有这一切又都只能在循且中度过，这种循且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或政权都无法运转，而这个时候皇帝与官僚的矛盾又会突出出来，皇帝这个时候的专制绝不是胡来，而是为了这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将看到许多人虚伪的嘴脸。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前十年外廷有张居正，内廷有李太后、冯保。当张居正死后、冯保被贬黜、李太后不再管事的时候，皇帝发觉自己仍然无法亲自实施政务，因为有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在前面，皇帝只用执行礼仪上的问题即可，但他渐渐的发现单纯的垂衣拱手也是不可，因为君主考虑的整体，而官僚考虑的局部，我们是个复杂而庞大的农耕国家，不能像英国那样完全将权力交给士绅去打理。所以，我们看到万历后期皇帝与官僚们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从万历中期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东林党，这个党派的特点是抵制一切非本党人士，他们蹦的很高，拿道德文章替自己涂脂抹粉，更为要命的是这个党派的成员大多出身于缙绅和资产阶级家庭，他们自然要代表本团体的利益，万历增加商业税收的命令遭到了这个党派的一致抵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柔性革命在帝国已经成功。这个党派的结局并不好，在下一个朝代，在魏忠贤的打击下他们集体噤声，魏忠贤死后他们又死灰复燃，并最终将帝国推向灭亡。满清入关后，他们很快跟这个新兴的政权合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并无国家、民族和道德的观念，所关心的只是团体的利益。

在万历的晚期，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这个过程中，帝国并没有进行干涉，其原因在于努尔哈赤对帝国表现的十分恭顺，万历也希望他能够约束其他部落不要对明朝边境实行骚扰，但当连年的雪灾、荒灾沉重的打击这个可怜的部落的时候，以及明廷加大对女真各部经济封锁的时候，情势已经不再那么美妙。在饥饿和绝望面前，努尔哈赤开始铤而走险，这种铤而走险无疑是成功的，在几十年后因为他的绝望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

万历时期虽然有三大征，但抛去朝鲜战争不说，另两场战争是由于地方官吏的挑拨而导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万历朝的武功也要大打折扣。我们推崇万历，是因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既有惯性的推进，但跟皇帝的松散管理和广阔的心胸也不无关系。

万历王朝是本书的描写重点，而我们的讲述也主要放在国本之争上，这是万历朝的一件大事，体现了本朝的政治特点和官僚矛盾，而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是整个帝国潮流的涌动。

当万历死后，他的可怜的长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皇位，但身体不好的朱常洛只上任一个月便死掉了。他的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位，在朱由校主政的最初日子里，重返朝政的东林党继续纠住三案不放，将三案矛头向万历和郑贵妃身上扯，这不仅引起了朱常洛的愤怒，也引起了朱由校的愤怒，东林党的表演再次弄巧成拙。天启四年是天启王朝的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皇帝开始任用一些新的官员来排斥东林党人，也就是从这之后，皇帝开始隐居在幕后。

天启王朝是意志决绝的，它至少没有像崇祯王朝那么看起来散乱，皇帝仍然坚持征收商业税，另外，君臣保持了空前的团结，它不像前几朝那样叽叽喳喳。天启皇帝的治国手段是高明的，他以很小的代价就实现了嘉靖所期待的那种治国效果，既没有让群臣争来争去，也没有让群臣骂来骂去，万历朝的那种混乱局面一下得到了安宁。

天启的继任者是崇祯皇帝，在崇祯手里帝国最终进入无法挽回的境地，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加重，另一方面是由于崇祯皇帝混乱无序的性格。崇祯皇帝最初想重用东林党人，当他发现这个党派排除异己的时候，他便开始任用新的阵营的人。在温体仁、周延儒的辅助下，中枢保持了稳定，但对于一般人事任用，皇帝显得急躁而混乱。

朱由检渐渐地发现了这些科举出来的人大多只会夸夸其谈，并无治国的才能，他便想打破这种科举选才的制度，旧的体系被打破，新的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崇祯轻易用人，轻易罢人，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混乱。

崇祯朝的最大问题是皇帝在一切问题上显得急切而冒进，他不顾帝国已处于疲弱的状态，一旦问题得不到解决，崇祯就会显得急躁而不安，甚至会迁怒到他人。不仅如此，文官制度的那种僵硬性也不符合明末的实际情况，帝国的一些僵硬政策仍旧在执行，尤其是在跟满洲人议和问题上。所有人都不愿意为一些灵活的政策而再负责任，这其中包括好面子的皇帝。

由于1644年清兵入关后，清政权控制的还只是黄河以北，所以南京的弘光政权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再加上大明王朝是两京一十三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的末代皇帝乃是弘光而不是崇祯。

当北京城失去后，南方的官员以及逃到南方的官员扶植万历的孙子朱由菘登上皇位，但此时那种能够稳定局势的文官政治已经不复存在。更加激烈的党争开始，破产的财政使得帝国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军阀政治重新出现，而帝国也并没有鼓励地方豪强参与镇压农民军或者抵御清兵，实际上无论是农民军还是清兵来的都很迅猛。

南方的弘光政权是涣散的，虽然在此之后又建立了隆武、绍武、永历政权，并维系了十七年，但这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

当时间进入晚明，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帝国的征税权被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抵制，再加上延绵70年的北半球气候冰河期，加上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粮食减产，这些都使得明王朝的继续已经不可为。

但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那种儒家思想的死结禁锢了帝国，它甚至需要引入部落民族的新风或者西方的某种主义来破解晚明迷局。

第一章高拱的穷途末路

一直身体不好的隆庆皇帝于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龙驭殡天。六月，十岁的明神宗继位，是为万历皇帝。

此时的内阁大学士有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守旧派在隆庆朝已经全部被革除掉，留下的都是革新派，但是就在这个貌似整齐划一的革新派中实际上早就出现了裂痕。

高拱与张居正虽然都是革新派，但两人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也不同。高拱是属于性格外露之人，行事较偏激，而居正则内敛、稳重一些，张居正对高拱是看不起的，他自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准则，高拱的那一套他很不以为然。虽然如此，但当高拱在隆庆一朝高歌猛进的时候，张居正对他也无可奈何，但他那双眼睛紧紧的盯着高肃卿，时刻想着取而代之，因为他认为国家需要的是他，而不是高肃卿。

在处理徐华亭一事上，张居正第一次掣了高拱的肘，私下里张居正还对高拱这种无聊的做法进行了讽刺，这些话传到了高拱耳朵里，高拱顿时对张居正不满起来。高拱让家里的奴仆在外面放出话来，说张居正收了徐阶三万金，眼见此事已传的沸沸扬扬，高拱便去诘问张居正，两人爆发了第一次龃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