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嘉靖时代

我们回过头来对这个嘉靖时代进行评价的时候，这种评价依然是矛盾的。一方面就中枢来说，它一改自成化年间起文官掌政的局面，帝国又重回君主专制；从民间来看，它却是继续沿着成化年以后的那种发展趋势，也就是商业日益发达、思想日益自由、文化日益昌盛。嘉靖朝的的确确是一个特殊的王朝。

这种矛盾的反映都归因于明王朝的继位出现了偏差，正德的无嗣使得这一切都复杂化了，那个由外藩继位的孩子搞乱了这一切。外藩的身份使他一直都没有自信，并成为终生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阴影，他很容易把别人的行为往这方面联想。他不顾一切在大礼仪方面跟所有的官员较劲，这正是想树立他的正统性。但外藩儿子的身份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的，即使是永乐皇帝也不能例外，还不如从容面对。为了进一步昭示自己的正统性，他将朱棣的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继承皇位是靠着宗法制的伦序原则而继，他的皇位具有不可争议的正统性。

嘉靖朝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这一朝没有了太监专政，此后除了魏忠贤短期的专政之外，大明朝宦官威风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嘉靖朝文官的日子好过，实际上，文官的日子跟在洪武朝一样难熬，这位皇帝跟他的祖先朱元璋一样有着超强的个人能力。

在嘉靖朝只有迎合皇帝的官员才能够持久，他找到了严嵩，然后又找到了徐阶，两任首辅都小心翼翼的伺候，他们不再是具备独立品格的士大夫，而是成了皇帝的奴才，皇帝的虚伪与阴暗不仅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嘉靖一朝本身比较平淡，除了南方御倭和北方对付蒙古人也并无大事，但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下实际上却是波涛汹涌。

受到压抑的文官必然会在以后爆发出来，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开始蚕食农耕基础，经济的繁荣和受教育人口的增多带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体制的惯性又使得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些都无可置疑的使我们这个帝国开始摇晃。

从嘉靖十八年后，皇帝便开始倦怠政事，对于一些顽疾他也无心再去理会，他大概知道这些皆非人力所能为之，我们这位皇帝大概在这方面看的很开。在皇帝的这种无为下，在臣子们的战战兢兢下，帝国的形势开始下滑，虽然有严嵩、徐阶在那里苦苦撑着，但已是于事无补。

不过这也有个好处，嘉靖朝的衰弱和不振正好给后世的改革提供了机会，我们要提醒的是嘉靖一朝以税粮和力役折成银两交税为主要内容的“一条鞭法”改革一直在江南推行，开海与互市在严嵩遮遮掩掩的情况下也在慢慢推进。保守与革新、多元与单一、奋发与堕落、呐喊与沉默、开放与踌躇在这一刻同时出现，我们的明王朝注定在这一刻走向诡异。

嘉靖御宇的45年占了半个世纪，这本来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半个世纪，但由于中枢的保守终是一事无成，不仅一事无成，反而使时事益发艰难。嘉靖不仅是明王朝最差的皇帝，他还跟李隆基、乾隆一起成为中华帝国史上三位最差的皇帝，在这三位皇帝御宇期间都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嘉靖45年，有人前进、有人后退；有人正坐、有人打滚；有人高升、有人杀头；有人辛劳、有人享乐。嘉靖45年实在是沉闷、平淡，又充满精彩华章的45年。

第六十七章隆庆王朝——帝国走向开放与自信

嘉靖四十五年的寒冬，嘉靖皇帝朱厚熜在孤独中死去，享年59岁。这是一位孤独的皇帝，父母早死、子女们多殴、夫妻隔阂、君臣猜忌，跟大多数政治人物临死一样，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京城对于他来说始终是客居，他的家乡在南方那个小城，那里才是他的家，但他不能像他的臣子那样到了退休年龄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只能在这里苦捱。

继承皇位的是嘉靖的第三子朱载垕，他做了29年不明不白的储君，没有人知道他跟他的父皇见过几次面。他的父皇不是不愿意跟他见面，而是不能见面，因为在明王朝的皇室留传一个咒语——二龙不相见，皇帝的冷淡是对儿子的保护，当朱载垕的儿子朱翊钧诞生后，这位皇帝依然表示出了淡漠，但是他的内心是热乎的、是畅快的，为了他的江山社稷，他必须把这种情感埋藏在心底。

我们讲这些绝对不是毫无意义，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隆庆皇帝的性格。正是因为父皇的冷淡，使得这位储君一直在一种抑郁的环境下长大，他的性格沉默而寡欢，但也正是这种成长进程的不顺使得他有一种豁达的心境，他在这方面跟弘治皇帝一样能够容人。

我们可以看的出来，隆庆王朝基本上改变了嘉靖王朝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局面。它开始恢复嘉靖朝以前的那种言路，君臣关系开始融洽，与蒙古人恢复了互市贸易，并进行了开海。嘉靖死后，由徐阶起草了一份遗诏，遗诏中嘉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自己过去所做的都是错误的，因为受到了奸人蒙蔽，本来打算改正这些错误，但时间来不及，所以留给后世纠正。并说道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五年期间，因谏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并要罢除一切斋醮。因为这道遗诏，杨廷和、夏言、杨继盛、沈链皆被平反，还有一个人被放了出来，他是海瑞。

沿海的海盗虽然被俞大猷、戚继光、刘显剿灭，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海盗依然是个问题。谭伦在福建当巡抚期间，福建的海盗问题又猖獗起来，谭伦给朝廷打报告，请求在福建开关。帝国在严嵩主政期间，一直想在南北开放贸易，但都慑于嘉靖而没有成行，现在嘉靖既死，开放贸易自然是顺水自然的事情。

谭伦的报告被批准，朝廷在福建漳州开埠了一个月港，允许在月港从事私人贸易，但必须获得船引，起初对船引的数量和商船的吨位做了规定，但后来在这方面也渐渐放宽了。虽然只是在帝国的万里海疆开了一个小口，但它却吸引了世界的白银流向这里，但是这些白银既没有流入国库，也没有造福百姓，而是全部流进了私人腰包，帝国并没有收取关税的概念。

除了隆庆元年的开关，跟蒙古人的互市也在考虑之中。因为明廷拒不开关，且杀死俺答汗派遣的使者，俺答于嘉靖二十九年带兵破关来到北京城下。整日深居西苑的嘉靖哪里见过这种架势，手忙脚乱的他将火气撒到臣下的头上，严嵩告诉他蒙古人是来抢东西的，抢完了就会走。果然，蒙古人在京畿地区连抢8天，事后，嘉靖怒气难消，皇帝的尊严、天朝的脸面就这样被毁了，他将责任推给兵部尚书丁汝夔，并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杀害。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的兵锋让这位自负的皇帝清醒了。

隆庆四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突然来到边关向明廷投降，这是件令人费解的事。原来把汉那吉要娶兔扯金的女儿为妻，但俺答却将兔扯金的女儿许配给鄂尔多斯，把汉那吉一怒之下投奔明廷。

明廷方面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前来关下要人，明廷方面不给，眼见无法，俺答顺势提出要求通贡、互市，恰巧明朝方面也早有此意，可以说隆庆四年的一次偶然性事件竟然促使明蒙之间达成和议，不仅通了贡，而且还在大同开了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