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夏言上了那道该死的奏书，内阁的另一人严嵩无动于衷，他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奏书。接到奏书的嘉靖被夏言的豪言壮语调动起了激情，他开始命有司准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计划，并亲自免掉了反对这场战争计划的官员。但嘉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皇帝，从他数次斥退张璁，数次召回就可以看出来，他在某些事情上就是凭一时兴趣，此次议复河套也是如此。户部一算，费钱太多，加上在主战区陕西、山西由于征发引起了骚乱，皇帝害怕再次引起兵变或民变，便动摇了。皇帝甚至斥责严嵩，内阁为何要廷议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而严嵩将这全推到夏言身上，他说夏言做任何事情都不和他商量。
得到消息的夏言怒气冲冲去找皇帝询问，恰巧严嵩也在那里。皇帝还没有发话，严嵩便首先对此次议复河套的计划进行了驳斥，夏言愤怒的质问严嵩，“在内阁的时候你为什么一言不发，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这番话在嘉靖看来就好像是将矛头对着他来的，因为这听起来正像是埋怨皇帝言而无信。如果夏言记性好的话，他应该记得嘉靖十三年的情形跟今天是如此的相似，在那一年大同士兵第二次叛乱，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剿，嘉靖也采纳了，但主剿一年效果不大，后来也还是给钱安抚了事，因为此事搞的皇帝很没面子，等于是自己扇自己耳光，而此后张璁也最后一次离开了庙堂。
此次议复河套又搞的皇帝很没有面子，先是兴起冲冲的准备大干一番，还免了山西、陕西反对战争官员的职务，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泄了气，如此以来这个责任必须要有人承担，正如严嵩所说的那样，责任全在夏言，皇帝当场给夏言定了句评语“强君胁众”，夏言此刻似乎一下清醒了过来。嘉靖二十七年，夏言以尚书身份致仕，严嵩对此并不放心，他想对夏言再猛烈的敲打一下。
仇鸾是正德年间平安化王叛乱的将领仇钺的孙子，仇鸾袭仇钺的咸宁侯爵位，嘉靖年仇鸾成了三边总制曾铣的部下，由于惧战、怯战，或谎报战功，或克扣军饷等情况，仇鸾被曾铣下狱了。严嵩找到了仇鸾，让他出面指证曾铣与夏言勾结在一起，以求挑起战争以获战功。
当嘉靖看见仇鸾口供的时候，不禁勃然大怒，他将曾铣处死，随即将夏言逮捕入狱，并于当年十月在西市被处死。帝国四位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僚，李善长、胡惟庸、夏言、周延儒，夏言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皇帝杀大臣对于史学家来说一直是最难理清头绪的东西，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皇帝杀人并不是因为一件偶然性的事件，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习、发酵。嘉靖杀夏言给安的罪名是“结交边将”，这在古代也是一种大忌，无论文官还是宦官都不得与统兵在外的边将私自结交，虽说如此，但这一制度也并非非要执行不可，皇帝杀夏言的确让人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想还是夏言的那句话触碰了嘉靖那敏感的自尊心，嘉靖自知自己言而无信、朝令夕改，他的内心是惶恐的，夏言的质问让他无地自容，他虽然将夏言免职，但还是不能挽回他丢失的面子，这个把面子看的比什么都重要的皇帝正在使自己陷入暴虐之中。当严嵩出示了夏言与曾铣勾结的人证后，皇帝顺水推舟的将他杀掉了。夏言被捕是在元月份，被处决是在秋后，这中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皇帝不是冲动杀人，这中间或许还有什么私密的事情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至此，皇帝与首辅们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后面还要讲述严嵩的事情。
第五十八章长生不老，君门万里
嘉靖十七年，皇帝的母亲蒋氏去世，这对于皇帝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双亲已经俱不在人世，皇帝越发感到孤独，毕竟他是外藩继位，北京城不是他的家。他感到有必要回老家一趟，一是拜谒一下父亲的陵墓，二是考察一下母亲究竟应该安葬在哪里。
皇帝南巡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群臣纷纷反对，因为皇帝的出巡跟普通官员不同，他需要大队人马随行，还有沿途修筑行宫、铺宽道路，这些都需要征用民力和花费，嘉靖跟正德又不同，正德地方官员可以不买账，但嘉靖则需要小心伺候，不然只有免职的份。
嘉靖十八年的南巡虽然有阻碍，但比正德十四年的南巡还是要顺利的多，皇帝处罚了几个上书反对的小官了事，但此次南巡并不顺利。先是从南方来了一个叫孙堂的军人乘着黄昏从午门进入，穿过太和门，在奉天殿前大吵大闹，说南方为了给皇帝修行宫累死了不少人，要求皇帝停止南巡，很快，锦衣卫将孙堂抓获，皇帝命严查幕后指使，但负责刑讯的官员很快将孙堂绞死了事。这件事情跟万历晚期的梃击案是何等相似，都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进入宫里，接下来的审讯也是莫名其妙，我们不敢否认这后面没有黑手，但历史并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也许是一个愤青的个人行为，也许是一个隐秘的团体在操纵。
孙堂事件使得皇帝的南巡提前笼罩上一层阴霾，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十五日，皇帝留下太子监国开始了他的南巡，这趟南巡是嘉靖王朝的转折点，它直接导致嘉靖一朝的政治走向。
皇帝的南巡并不顺利，他刚出京城就碰到拦轿喊冤的，沿途接驾的地方官员也多有怠慢，这次的南巡我们似乎想到了英宗那年的西巡，那年的西巡也是奇异事情颇多。皇帝车驾于二十八日抵达河南卫辉境内，当晚由于宫女乱丢没熄灭的蜡烛导致火灾，大火借着风势越烧越大，整个行宫被烧个通红，几千人顿时手忙脚乱，所有人都没意识到一个问题，皇帝在哪里？只有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望着那燃烧的熊熊大火毅然冲了进去将皇帝背了出来。
这场大火将皇帝的行宫焚烧殆尽，随从人员烧死不少，连带财物、衣服也焚毁不少，它给皇帝心理上带来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只有先将它寄存在那里。皇帝终于抵达了阔别18年的故乡，纵然他贵为天子，故乡还是物似人非，双亲已经不在了，兴王府的一些旧人也不在了，姐姐们也早已出嫁，朱厚熜望着诺大一个兴王府悲从心来，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他真希望能够在这里一家人其乐融融，就此终老。
正是因为父亲早逝，我们这位皇帝显得特别孝顺，他在故地召集士绅们训话，皇帝说道：“你们都是我的同乡，今天我重回故地，你们当中既有昔日的长辈，也有同龄人，我本人没有什么大德行，如今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的内心苦的很，现在我要办的事情已经办完了，我要走了，临走前有几句话要说，你们当儿子的要孝顺，做父亲的要好好教育儿子，年长的要照顾年幼的，年幼的要尊敬年长的，你们要听我的话，我就随口说几句，不做文字表述了，免得有些人看不懂。”
嘉靖的这番话是向乡亲们表明他的孝心，他的确孝心，为了父亲的称号跟群臣斗了二十五年，现在为了选择母亲的墓葬地回到了安陆，在家乡的父老面前他似乎不需要隐藏，“我的内心苦的很”真实表明了皇帝此刻的心境。
皇帝在安陆的十二天里接到了张璁病逝的消息，这对于他又是一个打击，他不想再在这里停留了，于是启程返京，在返京的途中，皇帝看到了沿途的灾民、流民，听见了他们的哀嚎，这对皇帝的内心都是一个触动，他让随行人员拿出两万两银子赈济。在回京的途中，皇帝做出了将其母的灵柩运回安陆的决定，因为在他看来京畿附近的山川没有他家乡的山川有灵气，他也同时做出不再修建跸道、行宫的决定，他已经对出巡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阴郁的皇帝跟他的堂兄完全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