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早已退休多年在家的官宦，一个本应安享晚年的官宦，此刻却在张璁的安排下不仅重掌兵权，而且还成了首辅。明代就是有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二十岁不到的少年可能会中进士，但几年后可能就莫名其妙的离开了官场，从此不再踏入仕途；五十岁的人也会中进士，并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辉煌。在这里，生命的起点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人生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任何人的辉煌都是一段时间，成名太早不见得是好事。
我们的张璁俨然成了权臣，虽然内阁首辅是杨一清，但实际说话的是他，这都是隐藏在幕后那个人在支持。他在一旁冷静的看着群臣斗来斗去，他明白既不能使一方力量过强，也不能使另一方力量过弱。
大礼仪之争早已变了味，它已经成了双方的权力之争，张璁一伙已经陷入疯狂，他们不惜一切清除异议人士。嘉靖为了掌握权力，在张璁、桂萼的帮助下，以一批新的官僚替换旧的官僚，我们的王朝似乎在永乐之后重回专制，但时代已经不同，无论皇帝此时多么试图控制权力，但始终是力不从心。张璁也由于跟皇帝保持合作而被视为奸臣，我们的儒家历史观认为跟皇帝保持合作的就是奸臣，因为群众跟领导的矛盾是永恒的，跟领导合作就是对大多数人利益的损害，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
嘉靖元年到嘉靖七年的事情跟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年是如此类似。洪武三年李善长致仕，近三十年后朱元璋还是不愿意放过他，终是在自己临死前一年将其赐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擅权不满，但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对于嘉靖和他的跟随者来说，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没有进行一个总结，那个杨廷和虽然已离开朝堂，但还没有明确他的罪名。在一般人看来，政治斗争讲究的是赶尽杀绝，或许人们得出国人残忍的结论，但政治讲究的是明正言顺，这才是我们的政治斗争看起来那么残酷的原因。
最终的矛头还是要指向那位退休在家的前任首辅，而此次对这位首辅的再次发难却是从遥远的西部边陲开始的。
哈密是我们这个帝国西部最遥远的边镇，位于新疆境内。历史进入宋代，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加之后来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东西方商路，丝绸之路就这样没落了，帝国对于西部再也发生不起兴趣。哈密对于帝国的意义就在于迎送西域来的使节，另外对西域诸国起到震慑作用。明初哈密控制在蒙古贵族手里，因为蒙古人阻挡西域的朝贡使节，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发兵攻破哈密城，后来朱元璋封蒙古人为哈密王，承担为帝国守卫边陲的义务。
哈密过于遥远，帝国对于它的控制始终是无力的，从成化年间起，明廷就跟吐鲁番围绕哈密展开反复争夺，到了正德年间，帝国已经疲惫了，对这个西部边陲小镇失去了兴趣。
成化年间的王越、弘治年间的马文升都是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但马文升致仕后，正德皇帝对哈密失去了兴趣。杨廷和担任首辅后，重新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嘉靖年间，哈密仍然控制在吐鲁番手里，而此时的吐鲁番首领是一个叫满速儿的人。陈九畴是杨廷和任用的甘肃巡抚，在吐鲁番、哈密问题上，陈九畴遵循了杨廷和的政策，从正德晚期到嘉靖初期，甘肃地方跟哈密之间不断开战。1523年，陈九畴在上报朝廷的战报中宣称满速儿已经被他打死了，但此时的朝廷正陷入礼仪之争中，对于哈密问题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一个外藩首领的生亡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但几年后，人们发现这个首领还活着，事情就不一样了。
人们普遍认为陈九畴虚报战功，更为重要的是陈九畴是杨廷和的人，到了此时哈密问题终于引起了帝国的关注，因为它跟李福达一案一样，又是巧妙的与政治联系起来，成为肃清政敌的工具。
陈九畴被免职，发配边疆，主管边境事务的官员有四十多人被免职，一些低级官员刚刚踏入仕途就此失去仕途，在这场已经持续9年的大礼仪斗争中，没有人知道皇帝究竟要走多远。我们的皇帝已经日益偏激起来，他是一个牙眦必报的人，显得有些孩子气，少了君主的气魄。
虽然此次哈密事件并没有追究杨廷和，但随后朝堂上对于哈密的存废的问题展开了一番争论。那些仍然支持杨廷和的官员认为应该发兵夺回哈密，张璁一派的官员认为应该将哈密交到吐鲁番手里，然后通过与吐鲁番互贡来换取吐鲁番对大明的朝贡，对于他们来说蒙古人镇守哈密和吐鲁番人镇守哈密并无本质区别。此时，大明朝这块昔日的边陲已无人关心它的生死，它对于帝国来说已经成了无关痛痒的东西，张璁一派对它的看法并不是内心真实的看法，只是为了与杨廷和的对哈政策以示区别而已。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已经成了永恒不变的真理。哈密最终的失去表面上看是因为嘉靖朝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但深层的原因乃是哈密已经处于帝国控制范围之外，控制的成本大于收益。
到了此时，关于大礼仪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皇帝需要对前阶段的战果进行总结，并以书面化的形式确立下来。嘉靖七年（1528年），《明伦大典》编纂而成，《大典》共分六卷，详细记载了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群臣所上的奏书，并对伦理问题重新进行了强调。鉴于很多人对于这场大礼仪之争并不了解，以至于产生误解，所以《明伦大典》也起到正人心、靖浮言、明臣职的功效，最重要的是它给后世提供了一种历史案例，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可以遵照执行。
《明伦大典》颁行后，对杨廷和的定罪也随即进行。杨廷和被定以朋党罪、欺君罪、藐视皇帝罪、煽动罪被判死，但皇帝宽大处理，将杨廷和削职为民。皇帝对杨廷和的定罪并没有定到点子上去，虽然定罪颇多，但不能攻其一点，只要指出杨廷和违背了儒家礼法即可，在这里，皇帝和他的政策制定者们并没有抓住这个要害，而避重就轻提及其他方面的问题，要么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要么是为了给杨廷和开脱。
《明伦大典》修成了，杨廷和也定罪了，大礼仪的确是告一段落了，但很快它又进入了新阶段，并使旧有的权力集团开始分化，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
第五十六章大礼仪的新阶段
当年张璁连考六次都没有中进士，但他仍然打算考第七次，因为在他第六次落榜打算放弃考进士而去吏部求个官的时候，有位相面的人对他说，“你不要放弃了，三年之后你会中进士，再三年你将骤贵”。江湖术士的推算大多依据周易、八卦，老祖宗的这些东西大都含有一些自然规律，如果拿来依照比划，或许也有些灵验。
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来的快，去的也快，任何不正常的东西都不可能持久。张璁属于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他的高官显位来的不正常，在所有的对立面都被干掉的情况下，他也走到了仕途的尽头。
张璁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为了议礼而存在，他对于革除官僚体系的弊端起到了推动作用。张璁利用他执掌都察院的机会，开始革退不合格的御史，代之以更加干练的御史，这些平日飞扬跋扈的御史此刻也有倒霉的时候。接着，他又清理翰林院，将不合格的翰林学士斥退，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张璁对都察院和翰林院的整顿也带有打击异己的目的。
这只是张璁改革的一部分。刘瑾掌权的时候往各地派了很多镇守太监和守备太监，张璁秘密请旨撤了一些外派宦官，在前任首辅杨廷和和张璁的努力下，从宣德以来的宦官势力得到了抑制，我们的皇帝似乎不再借用宦官的势力抑制文官，而是试图对文官本身进行分化，这的确是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