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藩跟儒家的礼治是相抵触的，儒家奉行干涉主义，主张通过维护君主的权威来实现干涉主义，而藩王制度恰恰影响到了儒家的干涉主义，这也是汉明两代儒臣皆力主削藩的原因。贾谊的《治安策》深刻论述了这种盛世下的末日危机。

“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贾谊的《治安策》深刻论述了这种盛世下由于藩王制度而潜伏的末日危机。

不光如此，苏轼也针对削藩问题发表了一番议论，苏轼在《晁错论》的开篇提到世上最难办的事情是表面上一片太平，暗地里却埋藏着隐患，实际上就是指封藩。接下来苏轼指出要想成功的削藩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要把削藩这件事情搞清楚，也就是要对敌我双方的力量进行科学评价，要清楚削藩的后果；第二，一旦由于削藩而带来了后果，就不要害怕；第三，削藩要讲究循序渐进。苏轼在提出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也点明汉代的晁错是不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

建文皇帝在没有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过急过快的削藩，是建文皇帝失败的根本原因。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朱棣的造反是被建文皇帝所逼迫，造成此种局面的责任在建文而不在朱棣。虽然建文皇帝失败了，但建文皇帝的仁政、礼治在明初的政坛上留下一抹余辉，这对朱棣日后的施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十四章正统论

虽然朱棣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他依然纠结，他纠结的是如何对建文皇帝定位问题。在明代实录中，建文皇帝被定义为一个昏聩、残害手足、不遵循洪武皇帝遗愿的人，甚至建文皇帝篡夺了本应该属于永乐皇帝的皇位，如此一来，朱棣的靖难之役似乎名正言顺。光有这些还不够，建文时代大多数文献被焚毁，以致于今人研究建文一代的历史是那么艰难，虽然没有过多的史料对建文皇帝进行描述，但我们透过历史的脉络依然可以看到一个温文而又残酷、意志决绝而又步履维颠的皇帝孤然的落寞。

永乐皇帝开始不畏余力的展示他的正统性，他开始重新修建大报恩寺，这确实有欲盖弥彰之嫌，朱棣对此也很清楚，他要的就是堵天下悠悠众口。不光如此，更加残酷的还在后面，让我们还是回到南京城破的最初阶段。

南京城破在文人心目中不亚于一场改朝换代，对于一些人来说，1402年南京城破跟1645年的南京城破没有任何区别。的确如此，在那个年代，为此殉节的大有人在，甚至有跟此事无关的农民置身水中。在他们心目中，那个好皇帝不见了，在文人心中，他们的那个政治梦想破灭了，在南京城熊熊的大火中无情破灭了。

洪武皇帝虽然没有给他的孙子留下一帮武将，但是却留下了一帮铮铮铁骨的文臣，如果你看一下名单，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豪华的阵容。

黄子澄、齐泰、方孝孺、景清、连楹、卓敬、练子宁、铁铉、暴昭、陈性善、王彬、宋忠、崇刚、陈迪、黄魁、颜伯玮、王省、胡闰、高翔、王度、戴德彝、谢升、丁志方、甘霖、董镛、陈继之、韩永、叶福、王艮、高逊志、廖升、魏冕、邹瑾、龚泰、周是修、程本立、黄观、王叔英、林英、黄钺、曾凤韶、王良、陈思贤、龙溪六生、台温二樵、程通、黄希范、叶惠仲、黄彦清、蔡运、石允常、韩郁、高贤宁、王⒅茜啤⑴＞跋取⒊碳谩�

这批文臣不仅是明帝国最后的绝唱，更是结束了中国古典意义上的士大夫精神，此后的士大夫们从气质上来说都跟前代不同，这场政治变动在士大夫的眼中丝毫不亚于宋元两朝的灭亡，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明王朝的确已经灭亡了。

很快，明王朝历史上最震撼的事情发生了，这批儒生要么被处死，要么自杀殉节，朱棣不知道这些大儒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大儒杀之不祥。在洪武的那个恐怖年代，朱元璋也对这些大儒礼敬有加。虽然悲剧发生了，但这些儒生在国初的舞台上进行了一次最精彩的表演，他们终于有机会来诠释心中的理想与信念。

无论朱棣如何的遮掩、如何的粉饰，他都逃不过一个“篡”字。华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正统，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度需要的不是英明睿智的领袖，而是能够保持稳定的传承秩序。如今的永乐皇帝却打破了这种秩序，面对儒生的反对，他没有像他的后世子孙万历皇帝那样消极应对，而是以铁血的政策来镇压。

《礼记?檀弓下》有记载：

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

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

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这是《礼记?檀弓下》中的记载，意思是公仪仲子的长子逝世，仲子不立其孙而立其另一个儿子，檀弓就此问伯子，伯子拿文王和微子来举例证明仲子的决策是正确的，但孔子却说出如此截然相反的观点，那就是立孙乃是符合正统的决策。

《礼记》乃儒家十三经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在嫡长子不在情况下立嫡孙问题给予了明确答复。

朱棣的行为有违华夏正统，它只能在帝国的运行中偶尔为之，这种行为不可成为国家政治运行的常态，一旦成为常态只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中。

第十五章永乐之治

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将探讨多姿多彩的永乐时代，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永乐时代都是明王朝最强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人一反常态的抛弃了不干涉主义，开始了全球扩张步伐。朱棣派陈诚出使西域，重开了从土耳其连贯东西方的商路，派郑和下西洋，将明帝国的影响力扩张到非洲，亲率大军五出塞外，干涉安南的内部事务。中国人在这个时代的干涉主义不符合这个帝国的运行特点，而自有它复杂的原因。

永乐时代仍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永乐皇帝重新树立了武将们的地位，让他们继续在这个帝国发挥作用，不仅如此，永乐时代在政权组织上还出现了跟洪武时代截然不同的特点，而这种特点一直贯穿整个大明王朝。

这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将宦官提拔到一个新的高度。洪武时代监察就已经有了新型的特点，朱元璋最初设立的纠察机构叫做御史台，为了更好的纠察官吏，朱元璋废御史台成立按地域分工的都察院，并成立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还有各省提刑按察使司的分巡道制度，可以说明代的监察系统比前朝都大大加强。但这些还不能满足朱棣的需要，朱棣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忠于自己的监察系统，朱棣选中了一个新的团体——宦官。

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隐成为帝国太监们的新职业。出使也就是作为外交礼节出使国外，这本来是文官的工作，但朱棣竟然让宦官代表天朝出使邦国，可见在朱棣的心目中太监已经等同于文官，甚至还高于文官；专征就是指太监独立带兵出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郑和下西洋；监军就是督察军务；分镇就是派太监到地方去督察文官；刺隐就是派太监刺探王公、大臣、将军的隐私，担当这个任务的是一个全新的机构——东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