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杀害外国公使确实过分了，克林德碑也由此成为北京的一道风景，各国记者来到北京，总要来瞻仰一番，和石牌合影留念。只可惜好景不长，一战后德国战败，北京民众一举砸了克林德碑，另树一碑，大书“公理战胜”四字。

只是，公理未必一定战胜！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更是说明国际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战胜”！国际社会的第一原则，一直都是强权战胜！后来还因此引发“五四运动”，这是后话。

第二款是惩办罪魁祸首，名单和惩办方法如下：

1、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斩监候，如皇上以为应加恩免其一死，必须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

2、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赐令自尽。

3、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即行正法。

4、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夺原官，即行革职。

另：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五人因为主和被杀，开复原官，以示昭雪。庚子年对洋人和教民保护不力的外省官员均要惩办，有洋人和教民被害的城镇，五年内该地的读书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再看一下结局。庄亲王载勋于辛丑年正月初三自尽；英年、赵舒翘初六自尽。毓贤初四被正法，启秀、徐承煜初八日被正法。徐承煜是许景澄等人被杀时的监斩官，如今也是人头落地！

董福祥被革职，因为其是回军将领，怕回人造反，因而从轻处置。其实此等莽夫，倒是最应该惩办的。其他有责任的外省官员也都加以惩办，至于那些五年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城镇，不到5年（1905年），大清帝国已经废除科举考试了！

第三款是因日本书记官被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日本谢罪。

第四款、各国坟茔被发掘的地方，重新立碑雪耻，并规定北京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如此天价，洋人真会狮子大开口。

第五款、武器禁运。各国不得把军火运到中国，时限为两年。见此款后方知武器禁运，早而有之。洋人大概怕武器流落民间，再来个义和团什么的；或者就是为了削弱中国军队的抵抗力。

第六款、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本息还清。赔款由上海办理，以关税盐政作保。

四点五亿，是个意味深长的数字，根本就没有经过核算，纯粹就是对国人的有意侮辱，合计当时大清国每人罚一两。老太后的一时糊涂，板子却打在大清国每个子民的屁股上，这都招谁惹谁了。

第七款、各国派兵驻守使馆，中国人不得居住在使馆区内。这就是后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华人不准居住，狗也许可以。

第八款、大沽炮台和天津到北京一切炮台防卫设施，一律削平，以绝后患。北京从此门户洞开矣。

第九款、天津到北京的关隘要地，包括杨村、唐山、滦州、秦皇岛、山海关等，允许外国兵驻守。如此以来，外国人从海上到北京，通行无阻。

第十款、小老百姓要是敢触犯洋人的话，除了要惩办当事人之外，地方长官也要惩处。也就是说，地方官必须要全力保护洋人，不然要负连带之罪。虽说我们连罪制度历史悠久，但因百姓触犯洋人而连累长官，倒是头一遭听说。

第十一款、北河改善河道，各国派专家兴修，清政府出钱六万两白银。黄浦河道，也由各国派专家兴修，预算四十六万两白银，大清国出一半的钱。此是通商条款，虽然主要为列强倾销洋货考虑，但总还算体现了一点点积极意义。

第十二款、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再没有比和洋人打交道更重要的事情了。各国公使觐见礼仪，随洋人习惯。

议和过程中，李鸿章毕竟年老力衰，多年的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更可恨俄国人为获得了东北的侵略权益，一再苦苦相逼，甚至追到病床之前！

李临死前，仍旧口授谈判计划，有条不紊。各国听说李鸿章已死，颇有感伤，最后议定和约。

如今世人都说李鸿章所签之约为卖国条约，但换其他人未必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国家衰败至此，即使第一能臣，又能如何？

又有一说，李鸿章死前一天，口授于式枚遗疏，保举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李鸿章说，当今大清的天下，再没有比袁世凯能力更强的了，终于成就了这窃国大盗。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才陆续撤军，而当时已经占领北京一年多了。虽说八国联军已经撤出北京，慈禧太后仍旧心有余悸，不敢立刻返回。后来在各臣工的强烈要求下，才决定还都。出发前，太后还命令各省先把回京的路修好，这才起驾返回北京。

慈禧太后到了保定后，坐上袁世凯特别为她准备的超级豪华火车专列，让老太后见识了一下西洋科技的厉害。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时，乐队奏乐迎接，因为没有国歌，据说当时奏的雄壮曲子居然是法国的国歌《马赛曲》！要是慈禧太后知道了，不知作何感想。

这辆豪华专列，本是为慈禧太后首次乘火车的处丨女丨航而专门打造，可谁又知道，十年之后，它却变成了清廷的叛逆乱党、后来的临时大总统孙文的专列？而又过了16年，当它载着东北王张作霖驶过皇姑屯的时候，却被日本军阀炸了个稀巴烂。世事无常！

又听说，慈禧太后在宫中藏三千多万两银子，八国联军没有拿走，还替她保管完好。慈禧太后回宫看到银子安然无恙，顿时喜笑颜开，逃难之事，早已抛却云霄之外。

经此巨变后，朝中各大臣争着谈论新政，慈禧太后也不再刻意反对。但等到局势稍微安定下来，便又开始大修颐和园，穷极奢华，一天就花费四万两银子，宫中依旧歌舞升平，早已忘记了庚子之乱。

只是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慈禧太后对洋人的态度大变。大概是慑于洋人之威，慈禧太后对洋人的要求，大都曲意逢迎，真可谓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各国公使夫人，也被获准时不时的进宫觐见，日本内田公使夫人汉语很好，往来尤其的频繁。

而光绪帝，他的境遇并没有因为实行新政就有所改变。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已经为慈禧太后所不容，逃亡到西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偶尔还会征求一下光绪帝的意见。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故态重萌。有外国公使夫人入宫时，有想见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就把光绪帝召来，但只见光绪帝侍立一旁，一言不发。

光绪帝后来从不过问朝政----能否自保尚是问题，怎敢过问朝政？

8．9、南方闹起了东南互保

王树增先生在其著作《1901》里说，庚子年“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

这说的就是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圣旨谬误的，并坚决表示不予执行，这是整个帝国的历史上，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当北京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闹得不开交的时候，南方各省的督抚们，那些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大夫，已经断然否认了北京当权派们对义和团的称颂。这本也算不上什么高明，只是北京的那些当权派们实在是过于糊涂，怎可招引义和团，甚至进而对当时世界的主要列强宣战？一国尚且不敌，何况八国？

庚子年五月，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后，通电全国，要求地方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务必灭洋到底。但当时老太后有何能力去抵抗八国联军呢？戊戌政变后，北京那伙顽固派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要恢复刀弓石的武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