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上书，再次因为康有为的上级领导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而未能递达给光绪皇帝，但是，这封上书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和上海见诸报端，在当时不亚于一次小小的“地震”。就连深宫里的光绪皇帝后来对此也有所风闻，并有意召见康有为，以当面听取康老师对变法革新的通盘设想。
但是，光绪虽然贵为皇帝，但也并非万事神通，当时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䜣就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反对光绪皇帝直接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皇帝只好通过中间方式，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以了解康老师的变法主张。
1898年1月24日，对康有为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该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奉命在总理衙门找康有为谈话。多年之后，康有为回忆起这次谈话，说荣禄曾提醒他“祖宗之法不能变”，而他却毫不客气地回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虽然康有为的反驳很有道理，但他只是个新进的六品小官，用这种口气回应当朝红人荣禄的提问，怎能让人对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康有为的狂妄自大，即便开始对其颇为赏识的翁同龢也都觉得他过于“狂甚”。但出于政治考虑，翁同龢还是在这次谈话后在光绪皇帝面前夸赞了康有为一通。
光绪皇帝听后，大感兴趣，于是康有为在五日后遵照皇帝的旨意，日夜赶工，将《上清帝第六书》（即《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连同《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递到总理衙门。这次上书因为有了皇帝的指示，没有任何的阻挠便很快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并深获光绪皇帝的赞赏，小皇帝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但是，制度局一设，原有的行政体制势必或瘫痪或废除，原有的官吏队伍也随之面临着下岗再就业的危机。这样一来，原有的官吏队伍人心惶惶，大部分人都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并极力批评康有为等人动机不纯。
在这些人看来，康有为等维新派目前不过是权力的边缘人，他们变法的目的，实质上是试图通过设立新机构来夺取权力而已。尤其是康有为提出在各道设立民政局的建议，更是被反对者认为是试图以民政局夺取各省督抚将军之权。反对者抱怨说，如果朝廷听任康有为这些人胡作非为，其最后的结果不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发展道路，而是“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
由于反对者的势力太过强大，康有为觉得完全依赖清廷内部的力量去推动变法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于是，他又将精力转向民间，期待民间的维新力量能形成相当的气候，以配合他们这些政治边缘人一道去推动清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
于是康梁等人又想起了组织学会的办法。康有为先是策动在京的广东应试举人及各界名流二十余人成立了粤学会。在维新派的组织下，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也相继在京成立。1898年4月，在各省学会的基础上，康有为联络邀请御史李盛铎出面成立了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并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随后，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也相继成立，维新变法的浪潮一时激荡全国。
保国会的成立，使保守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保守派们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并恐吓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认为，“会能保国，岂不大善”，所以保国会虽然连遭弹劾，但未被查禁。
但是，由于保国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它的成员参加动机也各有不同，因此，在保守势力的攻击恫吓之下，一些人畏祸退出，包括出面发起保国会的御史李盛铎，他看到风头不对，竟也转而掉头攻击保国会，结果保国会在连续召开了三次大会后，由于出席会员大为减少，最后不得不停止集会。
然而保国会虽然停止了，但朝廷中变法的舆论氛围越来越浓了。为了开风气，造舆论，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又创办了《万国公报》，每日随《京报》附送给朝中大臣。经过《万国公报》的一番舆论轰炸，尤其是在翁同龢和孙家鼐等帝党官僚的暗中支持下，康有为筹组团体的活动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当时需要的，只是一个时机了！
八、1900：庚子记-------新千年的大荒唐
此国难记实际所指是庚子年事，即义和团之乱导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之事。义和团旧称“拳匪”，本不足为道，但机缘巧合，其挂起“灭洋”大旗之日，正好是慈禧太后欲废绌光绪帝之时，由于废帝举动被各国公使所抵制，慈禧太后因而怀恨在心，竟然将义和拳合法化，尔后又“悍然”向当时世界上主要强国宣战，其行事之乖戾荒唐，实在是骇人听闻，为古今中外之罕见。以下传奇就像一个多彩的画卷，重现了在一百多前的那场风潮和躁动中，晚清政府的风雨飘摇、官员士兵的无能和贫民大众的愚昧无知。
8．1、红灯照，红灯到
甲午战争后，天津北乡发生了一件怪事。
当地河工在挖河渠的时候挖得残损石碑一块，上面刻着些文字，由于时间久远，大多数都已经被浸漫腐蚀，难以辨识。惟有二十字，可以清楚的认出，原来为一个谶语，说：“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当地人见了纷纷称奇。
但到了庚子年（1900年）的四五月间，天津民间忽然出现“红灯照”的传闻，其事迹一传十，十传百，天津城里城外，人人皆知。
所谓“红灯照”，据说指的是一些十来岁的少女，其形象如电影《神鞭》里看到的那样，红衣红裤，扎红稠，左手持红灯，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当时人或称红衣仙姑。
“红灯照”的最初版本，说是有一老妇，聚集数十个红衣少女，围成一圈设坛授法，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后，修炼成功，这些红衣女子便自称为“太师姐”，并转教其他刚入坛的师妹。
古怪的事情还在后头。
红衣仙姑修炼成功后，经常在夜间作法。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仙姑们手中的红扇挥舞，便能像仙女一样飞离地面，就像装了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越升越高，飘然空中，而且还能从夜空中手摘红灯，掷下地面。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红衣仙姑竟然能长时间的飘于夜空，并且越飘越高，仿佛夜空中一群硕大的萤火虫，不停闪烁，或上或下，忽近忽远，十分古怪。作法的仙姑多的时候，她们一会像佛珠一样连成一串，一会又象一群游鱼一样，在茫茫夜空中游游荡荡，时分时聚；又如飞火流星，在夜空中发出璀璨光芒，诡异无常。
这等咄咄怪事，天津人民震惊了。
他们像炸了锅一样，纷纷奔走相告，大伙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别提有多吃惊了。有好事之人，更是爬到屋顶上观看，甚至一夜不睡的。
随后有人说，红衣仙姑能够在空中掷火，专烧洋人教堂和住宅。又有人说，仙姑还能呼风助火，把洋人教堂烧它个一干二净。如此大快人心事，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几乎在最短的时间里，传遍了整个天津城。
天津人讨厌洋人是有原因的。早在1870年天津就曾发生教案，洋鬼子们打死过中国人，因此天津人讨厌外国人，可以说是由来已久。《马关条约》签订后，大清国势日衰，各国也就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